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早晨，大叔领着我、还有小叔和凤姑，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刚一进学校的院子，我们就碰到了一位女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正是教小学生的老师，王老师。她还是玉叔的同学。王老师，中等的身材很匀称，五号头衬托着白净的方脸，还有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很好看。她一见到我们，就主动地打招呼：“哟！大队人马的，这是干么来啦？”
玉叔笑着说：“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都说名师出高徒，俺给你送两个学生来。怎么样，收不收啊？”
“好啊！不怕误人子弟，你就送。”
玉叔转向我说：“飞儿，这是你们的王老师。快叫老师！”
我一点头：“王老师，好！”
“哎！你好！这谁的孩子呀？志玉！”
“是俺大哥的孩子。夜里刻才来。俺嫂子捎信说：‘以前的时候，大人上班和孩子上学，他们都在一个院。现在他们那的部队要缩编，她和俺大哥要分到别的工厂上班。离得远了，顾不上孩子。说是家来呆两年，在这借读。等他大了，再回去。’这不，我们只好麻烦你们来了。”
“麻烦么呀？你跟校长打个招呼，一定行！”
玉叔到办公室和校长说好了。从此，我在凤姑的陪伴下，在老家的小学借读。
这里的学校与我们沈阳的子弟小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高高的一处宅院的外面，东面和南面是庄稼地，西面和北面有两个大水湾。上房十间，南屋三间都是青砖房。小叔一般大的初中班和老师的办公室在上房。而我们这些小蹦豆子在南屋。初中的教室还很像样，有较好的黑板和桌子板凳。小学生的教室就太次了，桌子和板凳是砖垒的墩子搭的木板，黑板是水泥抹的，黑板漆陈旧的有点看不太清粉笔字。
上小学的孩子，大大小小有五、六十个，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也都是王老师一个人教。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老师嘱咐的话，有凤姑、小山和小岭的围护，淘气的孩子还不大歧视我。十天半个月一过，几个特别淘气的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不时地拿话敲打我。什么‘臭迷子’、‘小秃子’、‘大老肥’。‘臭迷子’、‘小秃子’是在骂我。而叫：‘大老肥！’是在说我爸的绰号。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我与他们对骂！当我从小山和小岭的嘴里知道：晚辈不兴直呼长辈的名讳，乱喊家里大人的绰号，那是在骂人的时候。再去上学，我就把家里的菜刀带去，想与骂我的小子们大战一场。凤姑发现了我的‘武器’，立刻收缴。其他的人们得知后，再也不敢骂我了。事后，叔叔们和老师还是知道了此事，耐心地把我教导了一番。凤姑，每天都形影不离地看护，家里家外人的教导，我渐渐地也学乖了。
一天傍晚，我吃到了使我至今难忘的食物，那是一碗香香的，滑滑的，厚厚的粥饭。好吃极了！我一边吃着格外香甜的粥饭，一边问奶奶：“奶，这是啥粥啊？这么好吃。”
奶奶乐呵呵地说：“那是麦馇粥。是才分的麦子碾的，好吃吧？”
我又问道：“你这是咋做的？”
奶奶没说话，她转身进了屋，再来到我面前时，一手抓着麦子，另一手抓着麦馇子给我看。奶奶问：“你看，它们一样不？”
我看到麦子是饱满的黄色颗粒，麦馇子是压扁了的黄白厚片，我对着奶奶摇了摇头。奶奶说：“你见了咱门外的碾子没？”
我说：“见着了！”那是一个又大又厚的石质圆盘，在它的中心有个碗口粗细的孔，同样粗细的一个木桩牢牢地嵌在里面。厚重的木框把笨重的石磙子（碾子）框住，在木框的一边有个圆孔套在木桩上。用它碾粮食的时候，把粮食均匀地铺在圆盘上，把结实的木杠子用绳索绑在木框上，推动碾子把粮食碾成米、馇子或是面。
在麦收后的许多天里，婶子们先后给我送来包子、饺子和糖饼等等好吃的。要知道在那个年月，白面只有在过年、过节和来客人的时候才吃。走亲戚窜门，也不过是带上十个馍馍。渐渐地我就知道了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的淳朴、善良、勤劳而又节俭。
在每个家庭里，晚辈孝敬着长辈，长辈爱护着晚辈。女人们，把好吃的先敬给长辈，长辈再留给小孩。妈妈和奶奶们，自己每日里吃的是清茶淡饭。家家户户的人都是相敬如宾，和和睦睦，很少有打架的。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都很友善，遇到什么事，都直言不讳，有商有量。当然，偶尔也能听到，少数的婶子和大娘为了丢失东西，而到房顶上骂大街。
每天从早到晚，这里的人们就忙个不停。所有的大人和孩子们，小的，八、九岁，十来岁；老的，六、七十岁。只要是能动的人，就没有闲着的。用玉叔的话说:“人生来就应该干活。只有干才能活！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吃喝穿戴可就都没了......”
就拿我奶奶家来说吧！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大家就起来了。奶奶，里里外外，忙着做早饭；二叔和小叔，用独轮小车到湾里取土。他们俩，一个推一个拉，把推回来的土，一是用来垫宅基地，好准备以后盖房子。二是为了垫猪圈积攒农家肥。大叔，挑起扁担到村前的水井上去挑水。水井离家有七、八十米，每天往返都要挑十趟左右，才能把水缸挑满。
那个年月，每家的粮食都很少，人的口粮才将将够吃。家里养的鸡、羊、猪、狗、兔，除了喂一点麦麸子和不好的红薯，最多的都是喂谷糠和草。所以，凤姑，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得去割草，回来好喂猪，还要把猪圈垫上一层新土好积肥。等大家吃过早饭，奶奶在家忙家务。玉叔到生产队去干活。二叔、小叔、凤姑和我就去上学了。傍晚放学后，继续去割草，回来喂猪和垫猪圈，一直忙到天黑。晚饭后，男人们，都到生产队去记工分。女人们，在家纺线，织布，做针线。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那个年月，种庄稼可比现在辛苦得多。那个时候的农民，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二、三十户的生产小队，甚至，几百户的大队，也照样是没钱。生产队，每年的经费很少。除了买种子、农药和必备的农具以外，就没什么钱了。想买化肥和什么紧俏的东西，对不起，没钱！当然，那个年月，还没有除草剂。种庄稼靠的全是农家肥。这里有生产队牛马圈里的粪土；再就是各家各户猪圈里的粪土。
在华北平原都有春播和秋种。春天，播种棉花、玉米、高粱、谷子和大豆等等；秋后，还要播种冬小麦。而在夏天，收完小麦以后，马上就要栽种红薯（地瓜）。因为，红薯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所以，很适合插种。而当时，在那个地区，红薯就是主粮之一。
过去，在东北地区到了冬天，农民就很少干活，开始猫冬了。而在河北老家的冬天里，我看到农民们，照样下地干活。大多是打土坷垃，整理农田，或是兴修运河、水沟和水渠。大人们很忙，孩子们也没闲着的。他们除了帮家里干一些割草、拾柴和捡粪的一些活以外，在学校也同样参加劳动。
收庄稼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地里去捡遗落的粮食，做到颗粒归仓。或是在播种的时候，到地里帮助播种。我在老家小学，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是跟大家一起，到地里去捡落下的麦穗。过些天以后，又去帮助栽培红薯。栽培红薯的时候，先是到生产队里去取秧苗。在暖窖里，一位农民大伯，把席床子里的红薯秧苗掐下来，小心地放在篮子里。我们学生俩个人一伙，把满篮子的红薯苗抬到地里去。
大人们，在前面刨坑和打底水（刨好碗大的土坑，浇满水）。我们小学生，在后面待水下去以后，用双手把一棵棵的红薯秧苗栽培好。我蹲着身子，按着凤姑教的方法，吭哧，吭哧地老半天，也没栽几棵，不大一会，腰也酸了，腿也麻了，被同学们落的老远。凤姑，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对着我喊：“飞儿！甭着急啊？我回过头来，就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