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像终于装上轮子的火车，在我的轨道上缓缓前行，车轮与枕木之间的撞击沉闷而有节奏，日子晃晃悠悠的从2001年跳到了2002年，春节将近，气温下降的厉害。
文员的工作如同一滩死水，波澜不惊，准时的上下班已经让我可以麻木的对着一只钢笔发上一天的呆，当然，这是如果那天实在没有活儿的情况。晚上还是在写稿子，毕竟给杂志社谈好的邀稿合同有时间和字数的限制，而且文员的工资并不高，多赚一些对我而言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父亲打电话过来问我春节回不回成都，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回去。毕竟父亲的新家我是一定呆不住的，母亲又在美洲，小七过节多半都会去走走亲戚，不太方便，而菲儿我已经很久和她都没有了联系，只是大概知道她在广州上大学。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只有留在上海，毕竟，我现在也算是个上海人了，随便说几句地道的上海话方言还是挺能唬人。
不过让我最头痛的还是玲。
自从有选择性的接电话以后，她打过来的次数的确少了，但是打电话的时间却越来越令我难以接受。开始时她发给我一条短信，短信里就是那个睡觉不关手机的爱人的故事，然后第二天的凌晨3点她打电话对迷迷蒙蒙的我说，如果我以后在夜里关了机的话，她一定会杀了我，然后自杀。这让我在今后半年的时间里时常被尖锐的铃声从梦里吓醒，同时也让我对一切类似手机铃声的声音都产生了一种恐惧。那时我悲哀的认为，如果我将来死了，那一定会死于神经衰弱，或者脑电波紊乱。
在告诉父亲我不回成都过春节之后，我开始考虑向玲提出分手。
和一般的异地分手不同，我想和她分开并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实际上在我独自一人在上海的这半年里，我规规矩矩，如同一个纯洁无暇的处男。我变的极为懒散。逛街，泡吧，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些对我而言就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它们跟我现在的生活格格不入。所有衣服，裤子，吃的，用的，我都尽量从附近采购回来，而像南京路和淮海路这些能激起人们花钱**的地方，我去的次数用一只手都可以数的过来。
我想和她分手的真正原因是，我怀疑自己是否爱过她，这听来让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笑。
在玲之前，我没有交过女朋友，我也从未试着爱过除了我母亲以外的任何女人。有时我想，爱到底是什么感觉的。是单纯的喜欢和她呆在一起吗，是每时每刻都想看着她笑吗，是希望能给她幸福吗，还是其他的一些别的什么。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听电台的深夜节目听来的。而这些关于爱的所谓的最本质的东西——至少我认为的——我并没有在玲身上找到。她只是在**上给我快乐，又在夜晚用电话铃声骚扰的我不得安宁的一个小魔鬼。
我终究没有把分手两个字说出口，因为每次我想对她说分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床单上那滩该死的血迹。它让我感觉自己很自私。
玲让我回成都过春节。我推说杂志社的稿催的太厉害，走不开。她说不管，你一定得回来。在哄了她很久以后，她终于不再坚持，只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我也不说话。我们就这样僵持，直到她挂断了电话，嘟嘟嘟的响起短促的忙音。
春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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