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然的家乡，名叫杨桥村，背靠凤龙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没有和尚，却有看庙的庙管。庙管从每个村社选举，一届5人，每届任期5年。有一年，杨桥村的杨昌盛，当了凤龙山的庙管。
杨昌盛家世代农民，到了杨昌盛，上了几年学，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务农。但这杨昌盛喜欢舞文弄墨，于农忙空闲中坚持读书，到了四十岁，竟然成了杨桥村人办丧事时的先生，主持葬礼的同时，也拿毛笔写祭文。杨桥村人办丧事，礼仪规矩较多，光是先生写的祭文，多则达到十多篇。在文化知识不高的杨桥村村民眼里，杨昌盛写得祭文读起来曲调铿锵，加之特有的乡音，听上去像唱歌。
上小学时，苏然对杨昌盛也十分尊敬，把他当做知识分子。但上中学读了一些古文后，杨昌盛在苏然心目中的形象，没有之前那么光线明亮了。杨昌盛写十多篇祭文，大多改改开头，内容几乎不变。有一回，苏然瞅着空儿，问杨昌盛：“你写的祭文，怎么每一篇都差不多？”
杨昌盛盘腿坐在土炕上，围着炕桌写祭文，苏然给他研磨。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杨昌盛自己却很清楚。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苏然这个才上高一的小孩，竟然能一下子说到自己的要害，杨昌盛有些诧异。他扶扶眼镜，十分优雅地抬起头，看着苏然，说：“文章都被古人写完了，后人都是东凑西拼，所以听上去一样。”
苏然很认真地说：“可以创造呀！”
杨昌盛不言语了，他低下头开始誊写祭文，但心却乱了。过了一会儿，苏然又说：“杨叔，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
杨昌盛有些胆怯，但还是问：“啥问题？”
“咱村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识字，更别说能听懂古文。你写的祭文，他们在那一世，能看懂吗？”
杨昌盛呵呵地笑了。这样的问题，说实话，他之前不但没有想过，而且现在无法回答。于是沉默了。杨昌盛毕竟读过一些书，肚量还算可以，他心底对苏然有了喜欢，觉得这孩子以后会有出息。
在苏然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杨桥村人并不怎么看好上学。或者说，送孩子去上学，只是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让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杨桥村人始终觉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农民家的娃，就该当农民。所以，当时杨昌盛能看好苏然，在杨桥村，已经十分难得了。
但后来杨昌盛的“转变”，让苏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莫大伤害。
杨昌盛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成。从喜欢上王秀莲大女儿那天开始，杨成注定了要成为王秀莲的女婿。追王秀莲大女儿大概三四个月，不成功，杨成开始发力二女儿，跟二女儿处了差不多一年一时间，最后结婚时，竟然跟三女儿结婚了。王秀莲成了杨昌盛的亲家母，偶尔会谈论到苏然。大女儿和苏然同班同学，加之已经在小学当了代课教师，作为母亲的一种优越感，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就是贬低苏然。亲家母侃侃而谈，杨昌盛听了觉得在理儿，也就逐渐觉得，苏然确实不咋地。
有一回，苏然一个远房亲戚去世，杨昌盛去写祭文，苏然照例是伺候笔砚纸墨。杨昌盛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苏然，以前吧，我觉得你确实是个有用的料，长大后可以成才。上高中，真划不来。一个村的，你看你的同学，人间都当了代课教师，一个月100多块钱，多好！”苏然听了，心里有些难受。苏然一直觉得，杨昌盛是村里的读书人，知书达理，可以交流。但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把杨昌盛看矮了一大截。
但后来，杨昌盛带给苏然，就是直截了当的伤害。杨昌盛平日里走门串户，几个人聚到一起，免不了要谈论村里谁家孩子的好坏。说起苏然，大家都说那娃娃虽然个头矮小，但很聪明，很机灵。每当此时，杨昌盛就慢悠悠地说，你们都看错了，我跟他接触了好几次，这娃，上学没啥希望！很多村民都没啥文化，能写古文、念古文的杨昌盛说话，自然赢得他们的信任。
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杨昌盛对苏然下的“定论”。有那嘴巴松一点，逞一时口舌之快的，就当着苏然的面说：“还上啥学，赶紧回家帮你老子干点活！”有一次，苏然被惹得生气了，跑回家，把书包狠狠扔到炕上。正在午休的苏然母亲看了，笑呵呵看着苏然，问怎么回事。苏然流着眼泪，将情况告诉母亲。他原本以为，母亲会咒骂那些该死的人，母亲反而平静地说：“别人说你咋样，你就咋样呀！”
“他们都那么说，反正我不去上学了！”苏然擦着眼泪说。
苏然母亲看了，疼在心里。穷人家的孩子和大人，生活起来都艰难。“狗娃，他们瞧不起你，你就要证明给他们看！不能让这些人小瞧了你！”于是，苏然母亲开始絮叨，说你父亲一辈子没本事，做农民身体又不好，受尽了大伙儿的嗤笑和排挤，你要争口气，不然我这一辈子活着，也没啥奔头儿……
还没等母亲说完，苏然重新捡起书包，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在上课前来到了学校。
这件事，大概过了好些时间，苏然才想清楚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与此同时，在杨桥村这个小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磕磕碰碰，充分体现了人性的黑暗和丑陋。这些事一一印刻在苏然的记忆中，后来苏然学会思考，回头再去仔细掂量时，对村里人产生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有同情、有怜悯，有憎恨、有咒骂，不过最后都归结为一声叹息。
如果说杨昌盛的转变，让苏然看到一个人的嘴脸，前后如何变化，并且有多可恶，那么，某年夏天，和苏然家有关的一件事，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那是一个傍晚，在苏然家门口的打麦场上，左邻右舍吃了晚饭后，坐在一起乘凉、聊天。太阳早下山了，天也昏暗了，但闷热的空气，似乎被挤在了一个小屋子无法流动，让人汗流浃背。光着背的男人们，聊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这些男人中间，有一个是杨桥村的村委书记，名叫杨旭东。他当了至少有十年队长了。村里很多人，表面上给他笑容，尊他为领导，但私底下说到他，大家都是恨得牙痒痒。且不说其他，村里的五保户名额，没有给真正的穷人，反而给了那些家庭条件丰裕，且拍杨旭东马屁拍得响的。光这一点，就激怒了全村大多数人。上世纪90年代左右，杨桥村人很穷，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那个晚上，苏然和来自县城的表弟、堂弟们玩捉迷藏，玩得正起兴，却听到乘凉的人群，突然起了吵闹声。苏然和小伙伴们跑过去，看见苏然父亲已经和杨旭东厮打在一起。邻居家的堂哥，生得健壮，牢牢抱着杨旭东的腰，杨旭东和苏然父亲互相抓着衣服，口里气愤地骂着。
在苏然的记忆里，父亲一共有两次和村人起了冲突。最早一次，是村里绰号叫死鸭子的男人，在背后说苏然父亲坏话，一次逢集从街上回家的路上，苏然父亲质问死鸭子为何要那么做。死鸭子以为路上人多，苏然父亲不会动手脚，反而硬着嘴巴说，我就说你了，你能把我怎样！苏然父亲脾气火爆，但为人耿直，且不愿别人造谣编排他。听了死鸭子的话，他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那我今天就撕破你这张臭嘴！”话刚说话，啪啪，在死鸭子脸上抽了两耳光。死鸭子那时候已经快50岁，身体矮小的他，根本抵挡不住苏然父亲的两耳光。他被抽晕了，蹲在地上眼前冒金星。苏然父亲昂首挺胸回家了。
死鸭子知道自己错了，即便挨了打，也当哑巴吃了黄连，后来再没找茬。但是，和杨旭东打完架的第二天上午，一群人来到了苏然家。其中包括乡政府干部、乡派出所民警等。当十四五人拥到苏然家时，缠过小脚的苏然奶奶，被吓得手都发抖。一群人来到客房，有的上炕做了，有的在地下。站在院子里的苏然，听一个当着队长的苏然本家人，对苏然父亲说：“你把人打了，昨晚人家就跑到乡政府告状了。今天来的人里，官最大的是副乡长。”
苏然父亲一声不吭，鄙夷地看了看本家人，去客房了。那时候，年幼的苏然，还不懂那个本家人为何要给父亲说那样的话。苏然只听周围邻居说，乡政府来的人，要用手铐把苏然父亲带走。苏然没有觉得有多可怕。
苏然父亲来到客房，拆开一包香烟，一边散发香烟，一边说：“上门都是客，这烟是招待客人的。待会儿你们要说昨晚的事，咱公事公办，再不给你们发烟了。”那些已经接了烟的人，尴尬极了；还没有接烟的，赶紧掏出自己的叼在嘴上。
那一年，苏然母亲和村里四五个妇女，去新疆当拾棉工打工了。多年后，当苏然在新疆看到一望无垠的棉花地，看到一个个裹着头巾的妇女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他就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也在大太阳地下，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一朵一朵摘过棉花。苏然母亲不在家，一家人平时吃饭，都是苏然奶奶做，有时候苏然也上灶台。
那天，小脚的苏然奶奶，一共擀了四张面，给那帮人吃了。吃完饭，苏然奶奶对其中一个穿制服的民警说：“警察同志，我儿子没犯法，你记录啥呀？我老伴曾是村委书记，很多干部下乡没地方吃饭，就在我家吃。你们吃了饭，就放了我儿子！”那个警察刚工作不久，脸上还存有稚嫩之气。他笑着说：“老人家，谢谢你的饭。你儿子要没犯事儿，我们不抓他。”苏然奶奶这才心里踏实了一些。
原本以为吃完午饭，这些人就会走。但他们没有。他们更像是一个吃喝团。他们也不问父亲犯了什么事，只是抽烟、喝茶、聊天。熬到下午三四点，太阳开始斜了时，苏然那个本家人，又把苏然父亲拉到一边，低声说：“给他们买两串啤酒，喝了就打发了，这样熬着也不是事儿呀！”声音虽然小，但全被苏然听到了。苏然愤恨地看着本家人，目光像是着了火一样。原来，这些人来我家，并不是办什么事儿，只是来吃吃喝喝。苏然心底这么想时，抬头看到一张张正在喷着烟、或者说着话的嘴，突然对人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憎恶。在他成长的岁月中，那次，被笑容和声音掩饰着的丑恶嘴脸，苏然全看在眼里，并在心底埋下了类似于仇恨的种子。
等到天快黑时，那一群人，在啤酒的作用下，一个个红着肥大或干瘦的脸，离开了苏然家。望着他们的背影，苏然真想抄起家伙，将他们一个个打趴下！
对周围的人，少年苏然有了戒备之心。这种戒备心他一直保持着，直到好几年以后的某天，他突然间理解了如何爱一个人时，才逐渐淡化了。幼年时的经历，给苏然太多不该承受的负担。但没有人可以帮助苏然，他只能靠自己去理解生活，然后摆脱这些困扰。不过，苏然长到25岁时，他觉得这也是一种财富。痛苦的过程，让他倍加珍惜那还未丢失的率真和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