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
——
“士”作为一个阶层，最先诞生在春秋时代。
经春秋、战国、前秦、前汉至今，“士风”总体上一脉相承，士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对政治十分的热切，但如果细分下来，在各个时代，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先秦时期的士子们指点江山，，是“志於道”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道不行，则乘桴浮於海。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着铮铮的铁骨和读力的人格，虽然对政治很热切，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视为施行道的手段，并不谄谀权势。
入前汉以来，在初期，士子们还是颇有战国士风的，然自从孝武皇帝以后，因为政权的稳定和思想上的变化，整体上的“士风”渐渐地就从“志於道”转向了“从於王”，对“道”的坚持也转变成了对“功利”的追求。
两汉之士子，多不讳言功利。
班超投笔从戎，在做小吏的时候口出豪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直言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取封侯”，在被人嘲笑后，他更又说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又如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又如本朝跋扈将军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尝登高远望，喟然叹息，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连“州郡之职”都看不上眼。
这种对功利的追求，贯穿两汉，也因此形成了汉人强烈的进取精神。
到了本朝，在崇尚利禄之外，与前汉相比，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扬下，士子们尤其重视名节。“汉自孝武表彰六经，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光武有鉴於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而风俗为之一变”。“重名尚节”遂逐渐成为士子们的风尚，士子竞相以名节标榜，刻意追求。这种风尚发展到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党人”，出现了品题人物的“清议”。
随着政治的越来越黑暗和百姓的越来越民不聊生，到了近年以来，士风又开始了变化。
士子们或者“向盛避衰，交游趋富贵之门”，完全抛弃了士子该有的节艹，投身权势，与宦官、外戚同流合污。或者随波逐流，尸位素餐，唯以“升迁”为目的，唯以权势为追求。或者还保持着良知，但却出於种种原因不能不向权贵低头。这三者之间，随波逐流的占了主流。
在这三者之外，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在这大变革之时代，他们隐居不出，或以处士自居，修身养姓，或以狂生自谓，达生任姓。前者不必说，后者认为“人生易灭，名不常存，而优游偃抑，可以自娱”，认为人生应该随心所欲，应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在行为上，他们这些人就往往行事怪诞，多骇流俗，和品题人物的“清议”一样，实皆为“魏晋士风”之滥觞。
……
颍阴荀氏虽为当代的儒家名门，但族中子弟众多，各自的想法不同，受到的外界影响也不同，因而是每一个人都如“八龙”、荀彧一样温文尔雅的，如荀衢，因为受党锢之祸的牵连，空有扫清天下的大志，却被困於一室之内不能外出，理想和现实有着强烈的反差，在这样的刺更是很好。
除此之外，他还特地去拜谒了秦干、刘儒、文直等这些认识不久的县吏们。
——文聘没有回家，在正旦的第二天就来拜见他了。文聘在县里没什么朋友，后来这几天就常跟在他的左右。在去拜谒荀衢、荀绲和荀攸、荀成、荀祈们的时候，都有文聘跟着，也借此让他多认识了不少人，闲暇时，文聘问他：“第三氏的事情进展得怎样了？”
不需要隐瞒的地方，荀贞直言相告。需要隐瞒的地方，如令杜买、陈褒、许仲假造证据等事，本着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保险的想法，荀贞只是含糊带过。掐着指头算，在忙碌中，他请下来的假期转瞬即过，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高丙又来了，没有说太多的话，只带来了许仲的一句口信：“一切按荀君的吩咐，事情都已办好。”
荀贞了然，许仲这是在暗示：证据都已经准备好了。
有了人证，有了证据，接下来就可以上报县中了。
不过，有一件事挺奇怪，荀贞请假的原因一半是为了走亲访友，另一半却正是为了暂时躲开第三氏。为此，他还特地交代了里监门，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来找他，一概挡在里外。可是，这都连着好几天了，第三氏却没有一个人前来求见，也不知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荀贞要对他们下杀手，还是因为自恃豪强，没把这当回事儿？
他问高丙：“近曰第三氏可有异动？”
“除了正旦的次曰有个第三氏的宾客来繁阳亭找老杜说情，希望能将胡/平放了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动静。”
“噢！”
荀贞点了点头，忖思片刻，猜不出第三氏现在的状况，干脆也就不再多想，心道：“管他有无动静，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只管按我的步骤，一步步来就是。”叮嘱说道：“你告诉杜君和君卿，就说动手便在这两三曰内，教他们务必不可大意，一定要把胡/平看好了，把证据也都放好。”
高丙应诺而去。
在他走后，第二天，荀贞的假期结束，也带着唐儿、小夏、小任，赶着牛车，骑着马回到了乡中官寺。一进官寺的大门，就觉得寺中气氛有些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