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柏心底里愿不愿意替南兵说话我不好揣测，不过我能知道的是，倘或咱们南兵将领去他面前催促，再被有心人传出去，李如柏就是原本想替我们申诉，也会变得缄口不语。”
陈蚕的双手轻轻地覆在前衣补服的狮子图案上，这个动作倒不是为了故显骄矜，因为事实上到了万历十六年，周朝以来“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服制规定已经在九边大小武官中彻底失效了。
原本象征一、二品身份的狮子补成了所有武官身上的常服，普通得连官服应有的地位和权威也显示不了了，李如柏如果现在心血来潮地去蓟镇三路南兵营里巡视一遭，一定会发现自己至少在衣物上与基层南兵实现了同甘共苦的待遇。
因此陈蚕此时的这个动作恰恰彰显了他正货真价实地为手下的基层士兵考虑着、思量着，毕竟狮子补在万历十六年的九边一点儿也不高贵。
有时候小兵犯错受罚，往往狮子补衣不脱就直接捆绑起来挨鞭子，被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补子图案的将官抽得满地打滚，一会儿打完了，爬起来拍拍灰尘穿着狮子补常服继续当差。
一般这个时候，无论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谁也不会在一块补子图案上较劲。
当然真较劲也没用，大明所有官员的常服都是官员们按照自身品级所对应的款式自制的，到了万历一朝，整个大明都找不出几个会制作五品及五品以下武官常服的裁缝了，所有武官都穿上了狮子补，狮子补也由此变成了最廉价易得的武官常服。
陈蚕现在思考的就是怎么在一个不能较劲的问题上较出劲来的问题，他指腹下的狮子补图案正通过他手上的老茧告诉他，即使九边人人都穿上了狮子补，也无法改变一、二品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与天堑，
“南兵在外人眼里本就是铁板一块，倘或我出面去到李如柏跟前说项，到时如果拨下了款来，南兵的兄弟们都会衷心感激我为他们出头，而非将它认作是李如柏的功劳。”
“可要是没拨下款来呢，南兵的兄弟们又会觉得这是李如柏在暗中作梗，借着朝廷有意打压南兵，这种吃力不讨好，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事情，李如柏又怎会凭一时意气就轻易将它揽在身上呢？”
陈蚕慢吞吞地道，
“吴兄啊，你不要看李如柏是荫官出身就觉得他蠢嘛，他也是跟着李成梁出过塞、上过战场、杀过人、打过硬仗的嘛，他也是扎扎实实从密云游击一路立下军功才升到蓟镇西路副总兵的嘛。”
“李如柏要真是纨绔子弟，他安安心心地躺在京城当他的锦衣卫指挥佥事不好吗？他们李家一门十几个子弟呢，也不缺他一个在九边当将军，再说了，四、五个月前我就听说御史任养心弹劾说李如柏贪淫跋扈，皇上不是照样也把奏疏留中，没有治他的罪吗？所以说，李如柏必定是有两下子的。”
吴惟贤听到此处，忽然笑道，
“这是小道消息罢，皇上留中的奏疏，邸报照例是不传抄的，怎么你就知道得如此清楚？这一定是谣言。”
陈蚕相当轻巧地“啧”了一声，回道，
“都到了这节骨眼上了，我们之间就不要互相打哑谜了罢，都府报帖，报房贾儿，哪里不能知道这些消息？当年戚少保于此处坐镇指挥，督建古北口长城的时候，这石匣营城内不是还建过帅府吗？民间邸报比官方详尽，这不已然是惯例了吗？”
一般而言，朱批章奏从内廷传出后，六科或通政司便会把这些奏章编纂或辑成邸报，在京的各衙门要想知道报纸的内容，或是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或是由六科派人分别抄出，转发各衙门知晓，外地官府则是在京师专门雇人抄报，以驿站传送，各边都府报帖上的消息便是由此而来。
而到了万历一朝，京城出现了专门的抄报行，邸报一到官员手中，就会有同僚之间转抄转借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借阅，京城以外的新闻业甚至更发达一些，出现了专门以此谋利的民间报房。
民间报房为了营利，自然使出一切办法苦心钻营，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朝报的内容，或是与京城官员的僮仆互通往来，或是派专人在发布新闻的衙门外蹲守，恰因有利可图，民间报房对某些奏折的传抄比正常的邸报还要快，甚至默认留中不发不应发抄的内容，也能出现在民间传抄的邸报上。
陈蚕和吴惟贤对民间报纸的强烈关注开始于万历十一年之后，这不单是由于他们渐渐识字识得多了，更要紧的一点，是他们发现朝廷的重文轻武使得武将在任何消息前都必须保持十二分的清醒与灵敏。
对于陈蚕和吴惟贤这样的中上层武将来说，没有甚么能再比让他们确认自己对大明的认知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更令人高兴的事了。
因为他们的心底里总是埋伏着一个假设，假设朝廷要预先牺牲一伙人，那先牺牲的必定是遭受着蒙蔽、愚弄或禁锢的那一批人，民间报房虽有讹误，但那迅捷而稳定的消息来源总是能让人读来心安些许。
与这件令人心安的高兴事比起来，从本来就不宽裕的饷银中省下些配给粮或者口粮给民间报房，也并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得不合理。
因此这里陈蚕一道破，吴惟贤便很大方地朝他一笑，是为他们共同忍受这种高兴的不合理的那种笑，
“我就是在想，这‘贪淫跋扈’的一词之中，究竟有几分是真的？”
陈蚕道，
“即使都是真的，那也没甚么用，李如柏是绝对不会因为收了南兵的银子就帮南兵去向朝廷讨饷的，这一来，李如柏他并不那么十分缺银子，即使他从现在就开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李家在辽东的那些资产也足够他吃喝不愁。”
“这二来，御史本来就弹劾李氏兵权太盛，咱们南兵和李家原本不是一条心，倘或李如柏特意为咱们出头，那即使皇上不觉得有甚么，御史和科道官也一定会弹劾他借着朝廷拨给的军饷刻意收买人心。”
“所以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唯利是图，李如柏都不会轻易为南兵开口，吴兄啊，这件事不是李如柏的问题，我一直很反对把朝廷疏忽所造成的后果归结到某个人的个人品德上，这是另一种层面的欺软怕硬。”
“李如柏虽然不是甚么圣人，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任何一个人在他这个位置上都会有这样的考量，既然朝廷都会出错，那我们也不能指望李如柏突然就被孔圣人附身了啊。”
吴惟贤听罢，静默半响，随后长叹一声，道，
“没意思，真没意思，廷纶兄，我感觉我上了当了，一开始我报名参加戚家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之余自己一家老小有口饭吃，现在保卫来保卫去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保卫的究竟是甚么了。”
陈蚕道，
“嗳，吴兄，千万别这么说，连想都不要这样想。”
吴惟贤叹道，
“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在东南的时候我们跟着戚少保打倭寇、打海盗，结果几年一过，原来的‘海盗’比原本追着他们打的人还有钱了，北上到蓟镇之后好不容易算是过了几天安稳日子，结果张居正一倒，戚少保跟着也成了攀援行贿了。”
“当时大家夸得多好听，‘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结果人才一死，就落得这个下场，朝廷夸颂的永远不是它想要真正赞美的，我想想是真觉得不值。”
陈蚕道，
“时局如此，抱怨甚么都没用，这万一传出去了，你我可都要成对朝廷心生不满的反贼了。”
吴惟贤顿了一顿，道，
“廷纶兄，我觉得你这逻辑有问题，‘对朝廷心生不满’怎么就一定是‘反贼’了呢？”
“爱国首先就是要爱人，爱大明首先就是要爱大明的国人，一个人如果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大明，实则干出来的却是损害大明国人利益的事情，那这种爱国，我直说了啊，就是一种‘伪爱国’。”
“这种人爱的实则不是咱们大明国，而是一种集体式狂热的盛大幻觉，在这种伪爱国者眼中，戚家军只有有仗可打、有功可立的时候是值得被他们去爱的，他们爱的是戚家军给大明争来的荣誉，是戚家军这一整个强大的集体。”
“而这集体中的个体，个体所遭受的痛苦与快乐，个体的幸与不幸，伪爱国者们是全然不关心的，他们非但不关心，甚至会为了维持这种狂热的盛大幻觉，而反过来指责道出痛苦的个体是心生不满的‘反贼’，并且肆意以爱国之名将这种指控扣压到渺小的个体身上。”
“我必须说啊，这种伪爱国者比真正的反贼还要坏上一百倍，我们当年跟随戚少保去打倭寇，保护得是真正爱大明国人的普通百姓，而不是这种以爱国之名剥夺他人合法权利的伪爱国者，如果我们连自己权利之内的东西都无法合法争取，那这些年的南征北讨又有何意义呢？”
陈蚕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吴兄，我是理解你的，但毕竟人言可畏嘛。”
吴惟贤笑道，
“这倒不然，我觉得至少在咱们大明，这种心怀叵测的伪爱国者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朝廷欠饷的事要是真传出去，真正爱国的普通百姓还是能谅解我们戚家军的，如果有因此攻讦戚家军之人，那这些人一定是装成伪爱国者，以狂热爱国之名，行极端龌龊之事的卑鄙小人。”
“这种小人我不怕他，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借以爱国之名慷他人之慨，以此牺牲他人利益的小人最终都会遭受极其惨痛的报应。”
“譬如假设有哪个小人今天说你我抱怨朝廷欠发军饷就是反贼，那明天我就以诱杀作乱外虏为名，将这个小人推到长城外去当诱饵，他要不去我就说他是不爱国的反贼，这扣反贼帽子谁不会啊？只要说一声‘我爱国’，傻子都会嘛，对不对？”
“总之，爱国的根本一定是爱国人，爱大明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这大明国国人的合法利益，谁借以爱国之名反对这两点，那这种人才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大贼寇。”
“依我看，这种‘爱国贼’甚至还比不上反贼，反贼都知道要损敌利己，而爱国贼比反贼更坏、更狡猾，他们的爱国之心只发挥在挑剔、指摘以及欺压和他们地位相等的普通人身上，他们是以损害国人同胞利益的行为来给自己的爱国牌坊添砖加瓦。”
“这种人有甚么资格能算是我的同胞呢？这种人如何能值得我们戚家军豁出命去保护他们呢？倘或有朝一日我吴惟贤虎落平阳，被这种爱国贼指认为反贼，那我一定昂首挺胸地告诉他，我吴惟贤就是反贼，我反的就是他这种以爱国之名行攻讦之实的卑鄙贼寇。”
陈蚕沉默片刻，道，
“别总说这些丧气话，要是实在有兄弟困难得过不下去，要不我想办法给他们升升官？参将升不上，升个千总、把总的还能多领一份配给粮。”
吴惟贤想了想，道，
“算了算了，再升官那一整个南兵营都是千总和把总了，手下一个普通士兵都没有，这千总和把总忙着指挥谁去啊？再说，现在升官的花样也多，你一个人好心就罢了，只是外人看来，便总会误以为你是收了甚么好处。”
陈蚕挥了挥手道，
“这怎么说得？千总和把总早泛滥了，这个基层武官的名额早就不算甚么新鲜问题了，原本朝廷规定每协的千总和把总加起来不过只有六十余名。”
“而如今你去中协和东协看看，中协七百一十四名，东协六百一十四名，就连咱们西协也有五百五十三名，这个千总和把总的实际名额早就已经超出原来限制的十倍以上了，我再多加几个也无妨，没有名额就创造名额嘛，上面的将官最对创造名额最是乐见其成了。”
蓟镇南兵的基层武官和别处都不同，由于独立建制和军饷颇丰的缘故，将官往往将这些基层武官的名额视为奇货可居，往往有了缺额不去补员，反而是坐吃空饷，即使要补缺额，也要看顶补者贿赂的数额，而不是去考较他们的武艺或者军功。
至于贿赂的名目种类，则更是花样繁多，如果没有缺额的话，将官更会唆使他人讦告坐缺，或者散播流言，想法设法使位置空缺，进而从顶补者那里收取贿赂。
这其实是晚明官军中十分无奈又相当常见的一种邀饷手段，既然朝廷看重将官，人为制造贫富差，那将官为了稳定军心，自然可以反过来利用官职创造二次平等。
而且因为这其中的受益者数量实在太大，两相一比较，陈蚕让部下升官吃配给粮这件事就显得没那么滥用职权了，毕竟人是活的，创造出来的名额是死的，人可以随时挪动，名额一创造出来就一直能凭它收贿吃饷了。
因此陈蚕能把话说到这一步，实际已然是卖给了吴惟贤一个天大的面子了，倘或有一天朝廷派人来核查南兵营的基层武官名额，陈蚕作为“创造名额”的中层武将，定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波及，而真正收受贿赂的高级武将却不会因此受到切实责罚。
吴惟贤当然不愿意看到陈蚕自己一个人去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闻言不禁便道，
“可这到底也不是长久之计，千总和把总再好当，总不能两万一千个南兵个个都是千总和把总罢，咱们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