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太监这个群体内心是充满怜悯的。
怜悯不是一个好词儿。
它像一种贬义的同情，无论施予者如何善意，怜悯伪装得再好也会透露着些许嫌弃，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怜悯别人的人是有那么点儿优越感的，因此朱翊钧尽量不在太监面前表现自己对他们的怜悯。
这也是朱翊钧不愿让太监办太多差事的原因之一。
他觉得自己的怜悯太单薄了，分不了给这许多人。
晚明的太监，尤其是万历、天启两朝，数量最为可观。
根据现代学者统计，万历朝四次共选入太监一万三千多人，天启朝选入太监七千二百人，两朝共选入太监两万多人。
这还是正式选入内廷的人数，要算上民间那些自宫而不得门路入宫的，那最终数目可能要比这个结果还要高上数倍。
朱翊钧知道太监在古代是个极其热门的职业。
末代皇帝溥仪在其自传中曾言，他按照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条件”逊位以后，由于他仍可以暂居宫禁，在紫禁城内原封不动地保留清廷旧俗与帝王尊号。
即使民国政府已然废除了阉宦制度，内务府仍然悄悄地收用着新太监，外头仍然有自宫人士悄悄地托门路想进紫禁城当差。
当然给已经逊位的溥仪当太监的好处是有一整个紫禁城的文物可拿。
晚明的宫规虽然比已经逊国的宣统小朝廷来得严格，但司礼监和东厂的好处也是不比紫禁城的文物来得少的。
基于这一点，朱翊钧在用太监办事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点儿过意不去。
因此他不大愿意像之前的那个万历皇帝一样，派太监们去和大明的基层打交道。
在朱翊钧的观念里，让一个健全的男人自宫成为阉宦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他穿越成了皇帝，由于身体残疾而不得不靠太监伺候起居，只是一种被动的不人道。
而若是堂而皇之地使用太监办差，让太监在民间招摇过市，让大明百姓人人都对太监称羡不已，人人都对自宫当太监趋之若鹜，那就是一种主动的不人道了。
内心充满了怜悯的朱翊钧是绝不会助长这种主动不人道的行为的。
他既有的道德观念，实在是不允许他像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一样，把自宫的阉宦当成自己的私奴来役使。
他虽然对太监有一点优越感，但到底与真正的封建帝王不同。
所以当朱翊钧说完“重重有赏”这四个字后，又不忘温声安慰道，
“天这么冷，朕还差你们去辽东办事，可是辛苦你们了。”
跪在地上的张诚蓦地一怔，顿首应道，
“为皇爷办事，奴婢们不敢言辛苦。”
朱翊钧叫起了张诚，
“外朝还有甚么事吗？”
张诚敛目道，
“还有一样。”
张诚张了张口，好像不忍一下就把口中的句子说出来似的，
“皇爷，海瑞死了。”
朱翊钧一愣，这才想起来历史上的海瑞死在了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张诚又道，
“海瑞膝下无子，身后事都是佥都御史王用汲操办的。”
“奴婢听闻，王用汲当时去至海瑞的住处，见海瑞的居所破败不堪，全部家当只有一条葛布帏帐、几件一担就能挑起的破烂竹器。”
“海瑞出殡的那一日，整个南京城的百姓都自发地为他送葬，秦淮河两岸穿戴白衣白帽、洒酒祭奠挥泪送别的队伍绵延百里。”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拟旨，予海瑞祭葬，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张诚应下，又听卧在榻上的皇帝喃喃道，
“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当得太失败了？”
张诚一惊，忙回道，
“皇爷如何有此念？”
朱翊钧道，
“为何自古只见百姓送殓清官，却不见百姓祭奠明君？”
张诚道，
“难道尧舜禹不是明君？”
朱翊钧笑道，
“上古三世的事儿谁能说得清，百姓追念三皇五帝，不就是在对我大明不满吗？”
张诚道，
“国君和朝官总是不一样的，皇爷是明君，朝官才有好有坏。”
朱翊钧道，
“那海瑞也好得比别人太多了。”
张诚道，
“奴婢也觉得海瑞是我大明绝无仅有的好官。”
朱翊钧笑着反问道，
“那朕现在让你去做像海瑞一样的好官，你要不要做啊？”
张诚微微一笑，道，
“皇爷可饶过奴婢罢，奴婢是早没了这个福气。”
朱翊钧淡声道，
“人人都知道海瑞是好官，却无人想像海瑞一样去做这样一个好官，那海瑞这样的‘好’，好得也太没意思了。”
张诚笑道，
“这也不是皇爷的过错，海瑞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做官的都想享受荣华富贵、子孙满堂，海瑞那样的苦，实在是太不像一个官了。”
朱翊钧道，
“可有些人即使做了那享受荣华富贵、子孙满堂的官，却还是觉得在朕这儿受了委屈，朕又该怎么办呢？”
张诚道，
“那是那些人不知足，皇爷可莫要为这样的人动气。”
朱翊钧笑了笑，道，
“是么？”
张诚道，
“海瑞这样的人，我大明两百年出一个，也不算少了，要往前追溯宋元两朝，说不定还一个‘海瑞’都没出过呢。”
朱翊钧淡淡道，
“你说得也对，一个王朝的气数尽了，出多少个‘海瑞’都救不了。”
窗外北风如火般地刮着，雪花扑棱棱地席卷而下，腾腾烈烈地响。
朱翊钧看了一会儿雪色，又从榻上坐了起来，
“对了，近来可有科道官弹劾潞王？”
张诚道，
“弹劾锦衣卫的不少，都被奴婢给压下了，弹劾潞王的却是不多，就是有，也都是夹在反对皇爷让亲王染指海贸的议论里。”
朱翊钧低眉笑道，
“他们这会儿倒是识相。”
张诚道，
“当年太祖皇帝在《皇明祖训》里有规定，亲王即使有过，也是言官不得告、司法不得审、重罪不加刑，潞王殿下是皇爷亲自下旨派遣的，科道官又哪里敢违反太祖皇帝的遗训呢？”
这是句实在话。
朱元璋虽然对开国功臣不怎么厚道，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事事为他们安排得周到。
根据《皇明祖训》的原文规定，言官弹劾藩王，如果皇帝认为这是小事，就视言官为离间皇家成员关系，按律当斩。
即便是大奸大恶之事，如果皇帝感觉证据不足，也会杀言官。
如果是普通百姓想要揭发藩王的行为，更是要先杀揭发者，而后流放其家人。
不过，随着朱棣继位后，明朝削藩政策的深入推进，藩王的地位开始不断降低。
从明宣宗朱瞻基伊始，言官弹劾藩王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
但即便如此，言官弹劾藩王仍然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到了晚明，藩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譬如朱翊钧所在的万历十五年，藩王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王府内部官员的人事、考察及司法权。
除了言官之外，藩王王府的辅导官、就藩之地的地方官以及百姓也能告发藩王，明朝中后期，甚至时不时有王府官员欺凌藩王的现象出现。
但就整体而言，活跃于京城朝中的言官并不太敢肆无忌惮的攻击藩王，毕竟朱元璋定的祖制就在那里放着。
藩王的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减得再不复明初，但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拿《皇明祖训》上的条例追究言官的责任。
至于藩王犯罪，那更是宗室子弟不可动摇的司法特权。
终明一朝，如无皇帝特旨，普通司法部门是绝不能缉拿、审问藩王的，更不用说是定罪了。
《大明律》中“八议”的第一条就是“议亲”。
藩王犯罪，法司要奏闻皇帝，不得擅自提审，在皇帝颁布推问的圣旨后，方才能开列宗室所犯罪状，及应得之罪奏。
然后又必须经过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体会议，议定奏闻皇上，方可定罪。
即使其罪当诛，也得谨慎言辞，仅云“准犯依律合死”，最终交由皇帝裁决。
皇帝必须当面询问藩王的违法行为，如果说确实属实，则还要与在外或在京的诸亲商议，最后才能定下判决结果。
当然《大明律》中的“十恶”，也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谋背本国、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并不在“议亲”之列。
这就意味着，只要藩王的罪行不是直接威胁统治秩序，或者严重破坏伦常关系，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别议处的对待。
而在古代，统治阶级一直视皇家颜面高于一切，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根本不可能允许司法部门插手皇家之事。
至于量刑原则，更是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亲亲之义”。
《皇明祖训》中明文规定，藩王“虽有大罪，亦不加刑”，藩王犯罪，最重则降为庶人，轻则戒谕即可。
即使明孝宗、明世宗和万历皇帝都尝试着把藩王纳入《问刑条例》的犯罪主体之中，却仍旧秉持了《祖训》的量刑原则，对藩王处罚几乎没有或很轻，对下层宗室也仅是削爵革禄，或是圈禁高墙。
朱翊镠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
这回朱翊镠去南方，是朱翊钧下的明旨，言官即使对此不满，也不会真刀实枪地去弹劾潞王。
“议亲”让他免于受朝臣指控，更让他的生死荣辱都握在朱翊钧手里。
更妙的一点是，朱翊镠他还尚未就藩，所以有些对藩王的禁锢规则，譬如藩王无诏一律不得出府，对他都暂时不起作用。
除此之外，朱翊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优势，那就是李太后尚且还康健地活着。
谁要是来说一句潞王的不是，那便是在挑拨天家兄弟。
因此张诚虽然或许对皇帝不把海贸的差事派给司礼监而暗暗地感到失望，但他绝不敢像他方才议论科道官一样诋毁朱翊镠。
更何况，根据历史，万历皇帝最后在万历二十四年将张诚发配孝陵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被言官告发，违禁和李太后的娘家武清侯家联姻。
即使是从这一点上来讲，张诚也不会单因为一桩海贸的差事去诽谤朱翊镠，他的动机实在是还不够充分。
朱翊钧微微笑道，
“甚好，言官的奏章你一律替朕压着，除非闽浙粤三省明天就要联合起来造反了，其余一切诋毁潞王一行人的议论，无论言官说了甚么，你都不必再拿到朕跟前来了。”
张诚依言应下，又笑道，
“只是前儿个奴婢听慈圣老娘娘念叨，说这都快过年了，潞王殿下出去了两个月，孤身在外，老娘娘心里难免有点儿不放心。”
朱翊钧知道张诚这是在为李太后打探自己的态度，于是回道，
“朕知道这差事一时半刻办不完，老娘娘若是不放心，不妨写封家信问候一下四弟，至于四弟想不想回宫过年，朕都随他。”
“辛苦是一回事，朕是觉得啊，四弟往后去了自己的封藩，怕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去遍览我大明风光了。”
张诚笑道，
“皇爷当真是为潞王殿下着想。”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自然，朕总不能指望我大明人人都是海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