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想到自己从政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他说道：“人应当坚持正义，但要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自已首先要有那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像现在这样连工作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谈何维护公平正义？”
刘久远道：“市长批评得对，我被批评以后确实有些冲动。这段时间没有事可干，我就有些着急了。”
周胜利问道：“你一直在月牙河镇，知不知道伏进兴当初办的案件中的那个蔡晓晖干什么去了？”
刘久远说：“这个青年人从小苗就长歪了，一直伙着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赌钱，打仨胁俩，偷鸡摸狗，不务正业，前年因为偷窃被判了刑，现正在服刑期间。”
武宗胜问他：“蔡晓晖前年被判刑严书记没有过问吗？”
刘久远说：“他这次过问不了，蔡晓晖几个人是在东蒙省作案被抓的，东蒙那边办的案。再说了，蔡英花现在年老色衰，对严书记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姚晨光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打交道比较多，知道他们的活思想，说道：“刘所长说的不全对。有些领导干部对异性的要求标准也与他的贪欲一样，随着职务的升高而不断提高，对他不再喜欢的女人千方百计地避开，不会念旧。”
周胜利道：“我们下一个是不是得与伏进兴谈了？”
姚晨光说：“还有一个关键性人物，蔡晓晖也要放在前面谈。如果他能够突破，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有了突破性进展。但大前提是与蔡晓晖的谈话不能惊动严涛，而不惊动严涛的前提是不惊动蔡英花。
别看严涛这些年有可能不与蔡英花来往了，但他为了自保对伏进兴这个案子还会阻挡，刘久远同志的停职就是个例证。”
周胜利道：“刘久远同志不是被县里停职吗？我们通知市局恢复他的工作，让县局领导秘密通知他，恢复工作抽调到市局协助刑警支队工作，明天与支队的同志一同到监狱提审蔡晓晖，力争把当年的案子查个清楚。”
刘久远听到周胜利的安排，顿时精神百倍，立正敬礼，保证说：“请周市长放心，这次突然落实当年的案件，对蔡晓晖来说正好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与他乡亲信息不通，不知道家里发生的情况，对我们的调查有利。”
周胜利让他在电话上通知伏进兴前来，自己与厉清举通了个电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
伏进兴出现在周胜利等人的面前后，他的外在形象令周胜利意外：首先是他没有周胜利想像的那么老。他最初办的蔡晓晖的案件距今十五年左右，那时的公安特派员很少有学校比业的，大多是部队退伍军人，或者从工厂保卫科等转过来的。
周胜利测算，有以上经历的人应该在五十岁以上。但眼前的这个人自报是四十五岁，白净面皮，乍一看一付知识分子模样。
再就是他曾被判刑，然后一直在传达室工作，但从外表看没有人生失意带来的憔悴、苍老，却像是沐浴春风一般。
周胜利实话实说：“你的精神状态比我感觉的要好的多。”
伏进兴道：“所有在我出事后与我见面的人都说过这句话。我刚被判刑时心里也过不去，曾经全县年龄最小的公安特派员，没偷没抢没贪没占也没乱搞女人，却突然被判了刑，三十多岁就在乡里看大门，我比窦娥还冤。
我媳妇劝明白了我。她说昨们结婚时你就是个工厂的车工，凑巧帮着公安局破了起案件被调到了公安局，现在做镇政府的传达，还是干部身份，有事请假不扣工资奖金，上班早一会晚一会没有人管，比原来那个车工的工作强多了。
我听了后也想开了，整天苦恼伤心是一辈子，高高兴兴也是一辈子，我为什么还要帮着别人来给自己过不去呢？”
周胜利从他的一席话里看出了他对人生的感悟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暗自赞叹他比自己洒脱多了。”
说起案件，伏进兴检讨道：“其实我在初办案的时候就为后来案件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看着几人探寻的目光，他说道：“蔡晓晖入室偷窃，墙下有蔡晓晖垒的石头台阶，也有卜仁义作人证，他本人在我办公室里也有交待，当时我认为就是铁案。
老人说她的金镏子被抢，从现场分析是被蔡晓晖顺手撸下来的，构不成抢劫，也立不上案，但如果把抢夺金镏子的案件破了可以将蔡晓晖行政拘留。
他那年只有十五岁，一旦拘留了这孩子的名声就毁了。
他也知道金镏子事大，一直咬着牙不交待，我也没有继续追下去，后来想，正是为案子留下的这个尾巴才使得他事后翻案变得较为容易。当时如果我再坚持把金镏子的案件拿下来，找到了脏物，手里有了物证，才能真正成为铁案。
我把这个教训告诉过刘久远，要他往后破案不要学我这样，能够取得的物证一定要拿到手。”
他对案件过程的叙述与刘久远叙述的基本上是一样，多的是严涛的参与：
“蔡晓晖偷窃案件发生时严涛还在别的乡镇工作，蔡英花为儿子翻案时他刚调过来任镇长不久。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突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寻问起蔡晓晖的案子。
我对他讲，那个案子错不了，有报案、有现场也有人证，还有嫌疑人自己的交待材料。
他问我：有物证吗？
我告诉他，因为被盗的人发现得早，喊抓小偷把他吓跑了，什么也没有偷着。
他对我说，这起案件，小青年母子到处找，搅得领导不得安宁，如果什么东西没偷，直接承认当年认定错了就完了，你也省心省事，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蔡英花有一腿，把话说得很死，表示这是个铁案，我不能改。
后来我听镇里的同志们说蔡英花经常出入镇长办公室，镇长看她的眼神跟看别人也不一样。
再后来，镇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镇领导身份与我谈过话。
那时我虽然听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觉得作为公安人员就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与他吵过架。不过我还是把他看得过高了，没想到他调到县政法委工作后就对我下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