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伤寒和温病都会导致体表发热以及各种内热证，但伤寒病和温热病的传变规律以及治疗方法是大不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在江南治疗温热病的时候就深有体会，我记得那阵儿就有不少伤寒派学家用伤寒论里的方子来治疗温病，结果导致了不少病人的死亡，为师现在想起来仍旧觉得痛心不已！
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张元素，朱丹溪等人其实早就看出了这种不足，所以张元素才大胆的说出了那句“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经典名言，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不少辛凉解表的方子，这些方子我还都用过，它们在治疗温热病方面确实比经方好用太多了，所以，这也是现在的医生们更喜欢用时方的一个原因。
总结来说一下吧，经方之所以渐渐没落，时方之所以渐渐兴起，我们的归纳就是，经方既难学难用且又有一定的不足之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时方却在不断的进步，此消彼长之下，时方就有了渐渐取代了经方的趋势。”
说完以上内容，赵见穿又继续说道：“以上就是我们当初总结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些内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仅凭这些东西似乎还不足以让时方完全占据上风，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这个问题只能将来留给你去解决了。”
陆修远听完之后也是和老师同样的感觉，虽然说时方确实引领了时代的进步，但经方因其完整的理论体系，高妙的组方技巧，准确的辩证方法，至少也应该和时方分庭抗礼才对，怎么也不至于被时方逐渐取代呀。
“哎！”想到此处陆修远不由得发出一声慨叹：“可惜呀，仲景先师的医术传承了一千多年，难道就要中断了吗！？”对于经方不能再度普及，这让陆修远这个伤寒派弟子感到痛心疾首。
听到陆修远这声叹息，赵见穿却突然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傻孩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还让你背《伤寒论》干什么，学几个时方岂不就能行医了。”
见到师父的笑容，陆修远眼睛一亮，他赞同的说道：“对啊，师父你说的对呀，我也感觉学几个时方根本就无法行医，可这是为什么呢？我脑子有点发懵，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此时赵见穿站起身来，他望着天边吐出的鱼肚白，认真的说道：“其实无论是使用经方，还是使用时方，其制方的根源都是来自张仲景的理论，先师创造了理法方药这个完整的辩证论治体系，我们后辈不能只盯着一个方字不放，从而忽略了中医的基本辩证论治方法以及对药物的合理应用，我们学《伤寒论》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学会用方就好，而是应该学会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辩证用方，因此现在虽然经方用的少了，时方用的多了，但这些时方其实都是在仲景先师建造的理论下创立出来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指张仲景的医学理论。
我记得宋代名医许叔微曾经说过：‘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用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他便是学古不泥古的典范，其实只要对患者有用，只要其组方符合医学理论，我们根本没必要纠结这个方子到底是经方还是时方。”
赵见穿这一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听得陆修远也如醍醐灌顶，他霍然明白了，其实自己根本没必要去纠结经方与时方的问题，作为一个医者，能用的好经方就用经方，能用的好时方就用时方，只要这些方子立法立方有理有据，那都是值得去研究去学习的，搞经方与时方的对立实在是毫无必要。
看着陆修远那渐渐透亮的眼神，赵见穿知道陆修远是想明白了，徒弟的进步让他倍感欣慰，当然让他感到更高兴的是，接下来的日子他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陆修远在想明白了上面那个道理之后，也把之前的疑问偷偷记在了小本上，对于经方的日渐没落，他还是颇感遗憾的。
其实，经方之所以被时方取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恐怕陆修远这辈子也想不清楚了，那就是气候的变迁！
众所周知，我们生存的地球，气候一直都处在不断得变化之中，以我们华夏文明为例，自公元前三千年起至今，一共走过了四个冰期和四个暖期。
而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时期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冰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记载过那次冰期，那段时间中原地区的物候现象和农作时间都比现在要晚了十五到二十八天，可见那个时候气候的寒冷程度。并且纵观世界气候的演变历史，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张仲景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大伤寒疫情不仅仅只在中国发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其实也存在着一波大寒流的侵袭。
那一波大寒流的侵袭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民众因伤寒而病亡，张仲景曾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过：“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那波伤寒疫情影响的范围之广，危害之大。
也正因如此，张仲景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出了这部光耀千古的《伤寒杂病论》。
当然也因为当时极为苦寒的气候条件，张仲景那时候所创立的方剂往往都是辛温大燥的方剂，咱们就以麻黄汤为例，这个方子中所用的麻黄用量高达三两，按汉代医药界的小称制的规则来换算的话，那时的一两大概等同于现在的15.6克，三两麻黄那就是46.8克，如此巨大的用量，这在后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药量却是刚好能治病的，可见气候对遣方用药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再说说张元素，朱丹溪，李东垣等人所处的金元时期，那时候华夏文明刚好处于温暖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温度比之前的宋代，之后的明清都要高，可以说气候是非常舒适宜人的。
这种温度与张仲景所处的东汉一对比，那就是天差地别的变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人们所得的伤寒往往都不重，更多的人得的都是轻感冒，这些轻感冒如果再用张仲景时代的重剂药物来治疗的话，显然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随着气候的温暖，温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温病用仲景的伤寒重方来治疗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古代的一些典籍记录中，记载着当时有一些医家仍旧固执的使用仲景的原方来治疗这些轻伤寒和温病，其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使得患者出现了热盛动血现象，咳血，衄血，呕血，便血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如此，张元素才提出了“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理论，这其实并非是因为时代进步了，发展了，才导致了经方不适用了，而是因为气候的差异太大了才造成经方的不相宜。
我们甚至可以试想一下，倘若下一个较大的冰期出现了，那么那时候人们再使用金元时期的时方治疗伤寒病证的话，人们反而会觉得那些时方太柔和了，根本不足以驱邪外出，于是他们或会加大时方的用量，或干脆改用经方，届时没准会有医家提出“经方到底比时方好用”的理论了，因此看待经方与时方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细节，还要着眼整体才不至于有所偏颇。
陆修远当时所处的康熙末年，刚好处于两个小冰期中间的温暖期，这段温暖期从1720年一直持续到1840年，正是因为这段温暖期的出现，才使得时方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段温暖期的顶点就在乾隆年间，伟大的温病学派就是在这期间创立出来的，中国古代人口的大幅增长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可见气候变化对于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因为时代的局限，陆修远无论如何也无法探知这种气候变迁带来的差异，所以这个疑团他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
刻苦的钻研总是很容易让人们忘记寒暑，又是一个雪花满地的冬天，被寒冷环绕的小山村再度变得寂静又安详，东北自古以来就有窝冬的传统，人们储藏了一冬的食物以后就很少外出了，男人们会在食物短缺的年份冒着严寒外出打猎，女人们则喜欢围着火炉聊一聊家长里短。
这天，刚刚睡了个午觉的陆修远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此刻的他感到头痛欲裂，不仅如此他的眼睛里还出现了一阵又一阵的眩晕，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难道自己得了伤寒了吗？不可能呀，屋子里这么暖和，自己今天又没出门，哪儿来的风寒邪气呀。
可是想归想，无边的头痛还是在陆修远的脑子里不断得蔓延着，痛的他只能双手抱头，靠在床边不停得喘着粗气，此刻他的大脑里是翻江倒海，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攻冲乱窜，一刻都停不下来，就好像要冲破大脑的藩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