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习惯了克制的人总会不经意间需要找到发泄的口子，蒙生与刘志丹的吵架就带来了类似的效应，蒙生已经习惯了通过适度发泄来释放淤积的能量，与经济组列位成员会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收放自如的能力，即便是与刘志丹的争吵，蒙生也选择了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现在，当蒙生一个人待在图书馆的时候，内心的惊涛骇浪才一波一波涌了上来。他在大脑里近距离的观看刚刚发生过的场景。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很多，包括如何分队、为激励大家沉浸在情景里而设计的导词，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历史垃圾堆里的废物，他原本期望能与几个聪明的组员一起探索那个处在黑暗之中的“他”，他必定存在，这是蒙生全部热情的所在，从《苦心录》里，蒙生推断出“他”的存在，“他”每天夜里都会安抚世界最孤寂的灵魂，让最苦难的人有勇气生活下去，没有“他”，苦难就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存在是为了超脱整个世界，没有他，世界解释不来，他必定存在。但是他又是零碎的，遍布在万事万物，在言谈的对方，在自我看不到的角度，这是造物主有意的安排，是为苦难、孤单、被抛弃者，为独立、自由、同情者提供的礼物。蒙生不能从下午的会议的失落中走出来，脑子里不断涌现着太史丹、朝霞与刘志丹嘲弄的样子，尤其刘志丹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审判官的形象，“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无耻的，”蒙生相信，“但她有一天会知道自己有多无耻。”刘志丹那个“凭什么你那么特殊”，看上去是针对蒙生此次不想写周报告，然而蒙生知道她看不惯自己很久。
蒙生总是把自己封闭在图书馆的角落、某个沙发区座椅上，静静的看书，或者用FACEBOOK练习一会听力，这与那些成天混在一起甚至吃饭都在一起的同学是不同的，这些同学哪怕跟其他人分开十分钟就感觉是被抛弃，就心神不定，这些同学的心是“系”在别人身上的，而恰恰忽视了自己。上课蒙生也不会追随任何同学的意见，他总是以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提问、去追问，有时候他的问题看上去是低幼的，而所有同学会诧异，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蒙生把问题换个方式去问，同学却回答不出来，他们这才发现，其实多数人并不知道很多简单而幼稚的问题，只是他们不去究竟，而蒙生却在究竟这些大家忽视的低幼问题，而恰似这些问题指向终极问题，这是他能够顺着思维的流向理解和追问所有问题的诀窍，而他的问题很多超过了同学所能理解的范围，所以他是奇怪的，他经常走到同学的反面，他没有刻意想要树敌或标新立异，而是他觉得这条路也是对的，为什么要总是走大家常走的路呢？经过他的探路，同学都会不经意的赞叹，“原来这也行得通”，“跟托马斯走，他知道路”。
然而蒙生的行径确实让那些整日里你等我，我等你的帮派非常难受，明明用集体解决的方法比个人更有力量，个体是弱小的，因为会受到排挤，会被孤立，然而却有人不怕孤立和排挤，而他还活的很好，甚至比帮派里的人更好，这对于一般寄身于集体之中却并不忠诚的人来讲只会感觉诧异，而对刘志丹这样把集体当做宗教一样信仰的人来说，蒙生是鬼怪，是变态，是失了魂的人，所以她看不懂也更看不惯。如果在国内，蒙生这样的人本来不可能有市场，因为集体为上的信仰之下，个人说话、姿态和行动都置于各种帮派信仰的监督之下，所以蒙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即便国外，蒙生的独立姿态也会受到kiwi学生的侧目，好在，新西兰至少给蒙生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的空间，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让淤积在体内的垃圾溢出体外，这是他一到国外就强烈感受到的，而林教授曾经指出，托马斯适合待在国外。
如果说蒙生代表是独立自主的个人派力量，那么刘志丹所代表就是帮派力量，帮派的缺陷在国外表现的格外明显，因为帮派解决问题总是集中在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而其他人则乐的清闲，却也失去了体验国外生活的经历这也是蒙生出国之前跟那些出过国的人了解到的和他亲眼看亲身体验到竟然完全的原因，那些告诉蒙生国外什么样的人也并没有说谎，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真正了解国外而已，对他们而言，国外不过是国内的某个近似的翻版，却没有看到相似表现之下基因的差异，后者是蒙生看到的。所以在蒙生一批出国留学的老师中，对国外有了解的人不过一二而已，而这些人都是被帮派遗弃或者在帮派之外的，通过他们点点滴滴的认识、碰撞、尝试，慢慢的从原来对国外的错误认知体系中走出来，然后越来越自如，异国文化不断冲刷着原有的文化，然后在一点交融实现突变。反观帮派之下，也不是没有人看不到这种鲜明的差异性、体验不到这种不同，而是日日跟一群从国内带过去的脑子混在一起，即便有一些感悟，大家一聊天，这些初生的精神萌芽就在你唾弃、我鄙视的话语与偏狭的眼光下不断枯萎，纵你是大罗神仙也经不起小鬼的念叨，蒙生与李先锋聊过，也从李先锋日常的话语中判断，这个热心于帮派的南方人，其实出国只是旅游了一遭而已，而可以推知，在这样的帮派领导人的强势话语下，新西兰第一大帮——甘肃帮的斤两如何了。反而新疆帮的端木逐渐的放开、适应而有可观之处，这大概与新疆帮规模不大，而朱丽叶的离心离德，让端木重新审视了自己才会出现的景象，蒙生暗暗指望着端木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而由敌对转为友好，不过，似乎这只能寄托于遥远的将来，端木后来从对蒙生的抵制转为在甘肃帮与蒙生之间搞平衡，蒙生唾弃这样的行为，却无可奈何。
蒙生正在图书馆里翻腾着自己的思维，经济组有一天群短信息进来，“@托马斯，你需要负责把今天的会议记录写好。”来自太史丹。
“我真的觉得没有讨论出什么东西，如果写，我只能记录咱们谈话过程。”
“这个随你，你负责你就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太史丹是个严格执行者，有点像酷吏。
“好，我会写。”蒙生回复。他在想太史丹这个女人，面目清秀，非常努力，曾经去欧洲留学，会两门外语，应该在国内也是佼佼者。然而在新西兰的课堂上，她并不出众，或者跟大多数不愿露脸的同学一样都是低调的学生，你不能轻易推知她是有水平还是没有水平。在语言课快要结束时，经济学课程老师布莱特要见经济组成员，那次蒙生第一次知道经济组全部成员，他看到白白净净的太史丹跟自己一组时，心里曾窃喜，毕竟很多节课，能跟美女一起上课还是好过与丑女一起的，两人上课之初是相互有过好感的。老布莱特在第一眼见到我们时，他的眼神就不停的在太史丹身上扫来扫去，这让蒙生非常不舒服。
见完布莱特，经济组就一起出来去闲逛，太史丹想要买一件梅西校服，大家就一起陪着她去，一路上蒙生、太史丹与朝霞走在前面，端木、朱丽叶与宋玉清走在后面，朱丽叶看着前面的蒙生和太史丹，调笑说，“你俩是天生一对啊”。
“他俩还都是学霸。”朝霞补充着。
“是啊，都是学霸，一对学霸”宋玉清也笑着说。
“托马斯是学霸，我可不是，我属于学渣。”太史丹把蒙生推到前面。
蒙生说，“咱们经济组个个是学霸，我们要做学霸组。”
蒙生当时的是开心的，他被这个低调、聪明的女孩所吸引。他隐隐希望太史丹能有相同的感觉。不过两人隐隐的好感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蒙生就在太史丹身上看到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影子，她所有作为都在往着主流靠拢，而对核心利益之外的价值从未真正有过兴趣，而这与蒙生恰好相反。两人第一次对立发生在大家讨论布莱特给每个人发过来一封邮件时，布莱特的邮件里面提出，经济学课程有很多讨论，作为访问学者的诸位，大家相对自由，你们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给我一个回话就好。
蒙生说，当然要参与讨论。
而太史丹则认为，“我建议咱们不要参加讨论，语言也不通，而且布莱特未必真的希望咱们参加讨论。”朝霞、端木、宋玉清和朱丽叶都附和了太史丹。
“语言不通可以练习，咱们作为老师不参加讨论，怎么能学得会讨论课的精髓，我强烈建议参加讨论课，如果你们不参加，我自己也要参加。”蒙生表了态，态度有点激烈。
“咱们肯定都要学，但是没必要跟本科生一样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旁观也能看学到很多东西”太史丹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这样，我认为布莱特的邮件并没有要咱们表态参加或者不参加的含义，咱们可以模模糊糊的回答，参加课程，至于将来的讨论，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要参加。”端木非常善于平衡各方。最后这种模糊的表述被大家采纳。
站在蒙生的位置上，他想要完整的阅历整个课程，并获得所能习得最深海拔，因而在他看来，课堂中的老外学生不过是语言上略有优势而已，他首先心理上并不惧怕。然而他没有从别人的角度上去看讨论课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情况时，蒙生在面临咄咄逼人的巴基斯坦教授巴蒂斯和印度美女教师碧昂丝时，是经济组唯一一个能从容应对的人，他选择坐在第一排直面老师的位置，巴蒂斯经常会在班里问了一圈后，把审视的目光放到蒙生身上，“托马斯，你呢？”，而托马斯成为那个代表中国经验的人，他首次感觉到，原来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如此之匮乏，因而任何一节课他都尝试将中国放到整个世界的视角下去理解和判断，他同样发现，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也竟然如此之少和片面，蒙生的选择决定了他的所得。而太史丹和其他人在讨论课时都选择远远地坐在后排，蒙生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同他一样有收获，无疑，蒙生还是那个在课上第一个RELAX的人，他的RELAX不同于端木，端木的RELAX停留在行为的模仿层，而蒙生的relax则直指思维，上课是他思维的延伸，讨论也是，所以他如鱼得水，以至于班里老外学生都有些嫉妒老师对蒙生的格外眷顾，蒙生又一次有了某种“特权”，这是一种可以跟老师平等探讨，是老师对与他思维对等的学生的尊敬，这是蒙生的“特殊待遇”，而这也是刘志丹不理解的“凭什么你这么特殊”，这种特殊是一种精神的放松，是不受语言、地域、文化乃至观点约束的，直通精神层面的交流，如果有一个人让你觉得，他即便穿着破破烂烂，你也会觉得他与众不同，而他的与众不同又潜藏在默默无闻的外表和语言之下，那这个人就是有影响力的，他影响到了你。
蒙生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即便在自由散漫着称的梅西大学也令人瞩目，梅西课堂的学生经常有赤着脚走进教室的，穿着拖鞋、各种半腿裤，各种沙滩服，休闲到极致。端木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他很早就开始穿着T恤、半腿裤、露出脚趾的凉鞋，上课不正儿八经的说话而是偶尔开开老师的玩笑，所以他从形式上放开了，就这一点已经超过很多依然拘谨的同学。然而蒙生的风格则是干净的衬衣或者T恤，外面打着或休闲或商务的领带，休闲或正装的裤子和皮鞋，蒙生的打扮在梅西校园里是一道风景，因为太过于独特。
校园里亚洲人的打扮是中性的，不超前不落后，不正式也不过于休闲，印度巴基斯坦人的打扮偏向正装，但是很少有人打领带，而本地KIWI的打扮则偏向彻底的休闲。因此蒙生的装扮是一种怪异，是刺破背景的刀剑，很扎眼，很另类，是新西兰的亚洲异类。这种另类不仅让同学觉得诧异，有必要每天装扮成这样上课吗？同时也让新西兰人觉得诧异，有一次蒙生参加一个KIWI聚会，他的正装引起很多老外异样的眼光，他的装扮刻意着显示着他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也将深深的乃至长久的映入很多人的脑海，蒙生想象着，终于有一天，人们会了解为什么我会那么做。形式决定内容，形式是固化的内容，而另类的装束也影射这另类的思维。在新西兰休闲到极致不是另类，而正式到极致肯定是异类，还有一层，蒙生喜欢正装“Uniform”的含义，言行一致，到极致，哪怕与天下为敌，而不幸的是，他一语成谶。
喜欢经济学讨论课的大概只有蒙生，因为太史丹、端木等人每节课都坐在教室的后排，胆子大稍有点自信的坐在外一排，比如太史丹、端木，胆小的则争相坐到里面去，似乎挨着老师近了就会带来某种危险。太史丹是非常勤奋的人，有几次蒙生上课前没有提前阅读，而太史丹则每节课都会做充分的准备，这一点经济组除了她没有别人能做到，勤奋和懒惰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太史丹的学霸地位就是靠着勤奋上去的，而懒惰的各位如端木、朝霞、朱丽叶等人则从课程中所获无几，但是端木其实接近于超越学霸，如果他能把他的RELAX做到如蒙生一样，直面问题和恐惧的话他本来有机会实现某种超越的，但是端木显然是恐惧的，他是不自在的，他在面临咄咄逼人的老师时选择了后退，他可以为自己找到种种后退的理由，包括听力不行，听不懂老师的问题，口语表达不行所以不能表达思想等等。这些当然是理由，但实际上蒙生面对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也是从第一节课完全听不懂开始，上课的老师多数是南亚人，确切说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印度巴基斯坦的英语发音很奇怪，蒙生曾经以为咖喱味的英语必定有些发音是错的，然而他仔细的对过，才发现发音居然也是对的，只是很不不同，类似于地方口音，英语也有很多地方口音，他们彼此之间也经常听不懂。在面对巴基斯坦教授巴蒂斯挑衅的眼神下和他突然的发问下，蒙生也会觉得恐惧，但是区别在于，蒙生是迎着恐惧而上的，他努力在恐惧中探索那个让他恐惧的东西，他知道那个恐惧里有“他”，所以他经常是怀着欣喜和好奇去探索恐惧，所以他能超越那些天生聪明的学霸、那些勤奋如太史丹的学霸而成为精神上与老师对等的超级学霸。
他明明知道太史丹的方法只能让她“学会”知识，或者最多会运用知识，而不能深入到知识的根源上去创造新的知识或者新的自我，他有点心疼她终无所获的勤奋，然而不知道如何告诉她。太史丹的勤奋并没有帮助她克服上课的恐惧和她给自己找的种种借口或者理由，到课程的终了，她也没有。更不用说那些连勤奋也做不到的人。端木则处在边缘，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只有蒙生知道，端木学到的要比太史丹多一点，然而与蒙生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端木从来不给蒙生跟他聊天的机会，这大概是人性的局限，如果蒙生是端木，他会主动去找那个比自己强的人，去虚心请教，然后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