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母的屋里，先探出头的却是我的二舅。那一年还不到30岁、高大健壮、黑发浓茂的他从一个效益不佳的国营转集体的冲压器材厂辞职后，总是满脑子的发财规划。不过，依靠他夫妻两人的手艺，自己打理的沙发加工和布艺生意颇好，确实是那时候母亲家里生活最好的人，据说一个月的收入，无论生意好坏，零头也比母亲在国家研究单位的工资高不少。
“小辉每天要这么晚回来啊，我就说上学这事儿，还真是辛苦。”二舅看看我，朝走出来的我母亲说。
“没有啊，今儿不知道怎么都这时候了——那妈给你下碗面吧，剩的米饭和菜都不多了——你听的什么，开那么大声。”
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放的，是一盘从凤凰卫视MV台录的歌曲，此时是“Aerosmith”的《whatittakes》，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歌曲的了解，还停留在彭某某、朱明瑛、李谷一时代的母亲说，二舅笑道：“如今真是不一样，这歌儿要是搁也就几年前听，还不都被看成流氓？”
母亲在厨房说：“哼，反正我现在也听不惯——德禄，我看要是把那个院儿买下来是不是太花费了，一个那么大点儿的四合院，值好几万，瞎要钱不是？再说，国家让买卖吗，你也得了解一下吧，手续上别再太…”
大舅走过去道：“这个倒是一部分放开了，手续确实挺麻烦，哎呀，想着要跑那些衙门找他们盖戳儿，我也是怕的不得了。不过大姐，如今说是这生意特火——”
“做沙发？那是，现在结婚干嘛的，谁家都得置办呀。”
“不是不是，我这靠手艺的小本生意算什么，我是说卖房子卖楼的生意火，听说如今好多政府干部都辞了，下海卖房子呢。说的那些皮包公司，大姐听说过吧，大多就搞的这些。可我铺面的那地界儿吧，又不是什么特好的城区，还都二环边儿上了，开口就7万8，我…您跟我大姐夫这儿，还是手头紧点儿哈？”
“可不，小辉这自费的大专，一学年一下子就要1700，而且我就是借给你万八千的，也不顶事儿不是，何况我还拿不出来。关键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买吗？咱们中国都是分房子啊，马甸儿这你有一套了，就为了个铺面？将来万一做别的了呢，你不是说过好多回想去南方发展发展？那这房子再卖，可就未必多少钱了，平房不是，如今都拆迁改住楼房呢，谁还要平房？你小心别刚买了，就来拆迁，分到的楼房再不中意——小辉，你音响小点声儿，我差点听成你舅舅唱了一嗓子，吓了我一跳。”
在厅里吃着剩菜的我也不起身，大笑两声道：“妈您这什么耳朵呀，我大舅要能唱这个，什么7万8，78万也随便买了，还是美元。”
靠在厨房门口的二舅立刻回身说：“是啊？你说他们这些欧美的所谓明星，真是挣数不清的钱？咱中国那些演员、还有唱歌的，一辈子没他们1天多呢吧？”
“那跟人家能比嘛，再发展多少年也没戏啊。”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如今看来，完全是鼠目寸光的回答。
“可你说，要是说人家开公司的资本家剥削他们的职员儿，一个个的特有钱所以特腐朽，那这些个明星之类的，也没…是吧，那怎么解释呢？而且吧，你说他们老百姓被剥削了哈，怎么他妈挣得一个个比咱们中国人多那么老多，全世界能旅游地糟价钱，咱中国比人家制度先进一大截呢不是？”
这回，不仅不假思索的话，我无言以对，即便深入思考，也一样全无思路了。工科出身、整天和锅炉、悬压技术打交道，此刻出来上厕所的父亲听到，停在卫生间门口笑道：“德禄，你这问的，是经济学的范畴了，我们中国制度先进，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证明的，那肯定没错，所以给个新定义，说是初期。”
二舅来到厅里，拉出张椅子坐下道：“是啊，您这一说，我虽然不懂吧，反正明白还是读书有用，可谁让我赶上那时候呢，连初中都没上。而且大姐夫，不知道您听我大姐说过没，小时候我们家不是住10条那边儿嘛，我也是听老人儿说的了，还是刚解放那阵儿，隔街有个兄弟俩开的纺织厂，我还记得他们家姓洪，好像大哥跑香港去了，那个厂吧，普通职工一个月48块钱，不远吧，有个国营的，正好也是纺织厂，那儿一个月才给开35块，可没事儿就去人家洪家纺织厂，鼓捣那儿的职工开大会批判老板，说资本家剥削什么的。”
虚掩厕所门的父亲在里面笑道：“这我听过一耳朵，反正那姓洪的家里，据说可是有不老少的值钱东西，那条街里数他们阔绰，那肯定剥削所得呀，不可能天上掉下来吧？国营厂的干部，可就不一样了，也是和工人一样，拿工资过普通日子不是，这就是资本家剥削、社会主义企业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最明显不同。”
“噢对呀，还真是，小辉你看你爸，搞技术的，又不是党员，也能一说就一套呢，可见我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什么都不懂，就是有时候来的那文化人儿吧，那定块沙发布也啰嗦得…嘿，可真是计较价钱，倍儿穷酸，让人瞧不上——诶，小辉，你这放的歌儿，别说还都挺好听的，这如今不管这些哈，允许听？”
我正想着此刻听到的“rollingstone”的《Astearsgoby》挺适合哪怕就一把吉他伴奏的弹唱，随口应付道：“这有什么，现在唱的，他们乐队里还有吸毒的、锒铛入狱的呢，反正听歌呗，其他管他呢。”
“那你也就家里听听算了啊，别到处说去，以前妈组里有个小青年——如今也30好几了，就因为上班时间放港台的一个谁的歌儿，好像不是邓丽君，结果还被行政处分了，那可是记到档案里，跟着一辈子的污点，麻烦得很，如今也一样，最多唱歌的人不一样。”
听到母亲在厨房的叮嘱，我朝二舅撇撇嘴，不以为然地答应了一声。回屋的父亲则大声说：“那小黄倒不是光因为听了那歌儿被处分啊，是人事的老曹非说他不服从教育，思想反动什么的，要没收他那磁带吧，他还跟人急。可也真是，如今想想，那么个无所谓的小事，当时好像连婚事都给人家耽误了吧，你说多招人恨？”
我对父母提到的那种老年间俯拾皆是的可怕见闻，自然是不过脑子地转眼忘到了九霄云外，虽然这类事例在中国，永远不单单会成为人们谈资的历史，而是常出常新、花样无穷的严苛现实。当然对于那时的我，毕竟“
在想法简单的18岁年纪，
即便惆怅也带着懵懂的气息，
面前都是可以征服的领域，
偶然的回首只为明确既定的目的。
从不预估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应是人生一段值得歌咏回味的经历，
可能盲目、又或偏激，
却更有着直接无畏的果断和期许。”
第二天，王梦雨按照早上和我的商定，中午带了一把吉他过来。我接过来的一刻，此前弹得或唱得不好的种种担心，一时间全被众人面前表现一把的心理严丝合缝地盖住，坐到自己的课桌上就扫了两下弦，可刚刚唱出“我是一匹——”这半句歌词，就因为弦音不准，自己也跑了调而尴尬地收住。
“咦，这琴…”我端详着这把显然已经颇为老旧的吉他，极力把责任推诿出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