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原来是这样啊，”
“其实鲁菜，是起源于山东的齐鲁风味，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也是八大菜系）中唯一的自发型菜系（相对于淮扬、川、粤等影响型菜系而言），是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难度最高、最见功力的菜系。
“其实，咱们的老家就是山东的，你奶奶和爷爷就是在山东相识的，最后是闯关东的时候去的东北，然后有了我们这些儿女，是不是妈……”楚荞爸爸问着楚荞奶奶。
“是啊，闯关东可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大的迁移了……你们知道吧？”奶奶语重心长的问着楚荞和林萧。
“我们知道的也是课本上学的那些，只有你们亲身经历的才是最珍贵的，奶奶，当初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林萧问着奶奶。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
在19世纪，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黄河下游的中原百姓，闯入东北，数量规模历史最高。
是时，义和团乱，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俄国获得了东北地区大量特权，而日本经过日俄战争，迫使俄国把特权转让给日本。”
“当时我们是挺艰辛的……要放在你们现在你们根本就挺不过去！你们现在娇生惯养的，唉……”奶奶感叹着。
楚荞翻查着手机里的资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历史又赶上兴趣了……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
在19世纪，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黄河下游的中原百姓，闯入东北，数量规模历史最高。是时，义和团乱，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俄国获得了东北地区大量特权，而日本经过日俄战争，迫使俄国把特权转让给日本。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
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
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
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
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
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
“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关内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山东省为多。
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
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其中23年间“鲁民（今山东）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