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乘坐的汽车并没有在酒泉做片刻停留，一路顺着G30高速公路，向着西北方向的瓜州前进。
叶冬吃了药，身体有明显的好转，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强撑着没有睡倒，一边听着大家说话，一边眺望着窗外。
在这个风雨欲来的深夜里，高速公路的两侧全是无边的黑暗，如浸了油一般，浓得化不开。只有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可见灰色荒漠。天空中是成片的乌云，已经被夜染黑，又被风吹得翻腾涌动，一泻千里，正应了李贺的那句诗——“黑云压城城欲摧”。此处虽没有城池，恐天地欲将弥合。
叶冬向后靠了靠，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这才拉回纷乱的思绪。
老刘正在和罗烈斗嘴，他一如往常地占尽上风，可真理却始终不在他的手上。他们两个人已经从叶冬的病又讨论回老叶的这次西北之行。
罗烈认为，叶叔叔赶往万佛峡是计划中的事。而老刘则认为，老叶属于被逼无奈，落荒而走，万佛峡不一定就是他的目标。烈山提醒他们，不能单纯从万佛峡立足，要把眼光放长远些。这就像是一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钥匙，顿时引起了罗、刘二人的争执。
罗烈不可避免的再次提到“穆先生在罗布泊失踪”的往事，并且信誓旦旦的宣称，这件事不是孤立的，应该和叶叔叔的这次西北之行放到一起，加以考量。老刘则满脸的不屑之情，用一连串的感叹词，表达自己对于这些陈词滥调的轻视。
关于穆先生的话题自然很多，比如神秘的锥还体；具有复制功能的双鱼玉佩；以及莫须有的UFO基地~~~但这些多属不实的传闻，包藏着某些人的好奇，甚至是祸心。真正和穆先生失踪有关的猜测，无外乎者三。其一，在罗布泊地区发现重水，这属于国家级的机密，因此，穆先生等人的行动也受到高度保密；其二，神秘的植物病毒，使这一地区深受其害，穆先生作为一名生化专家有义务解开这个谜团；其三，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为了给组织节省经费，穆先生不惜以身犯险，最后罹难，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尸骨。
在这起事故中，穆先生往往被形容为一位不食人间烟火，而且经常刚愎自用的科学工作者的形象。其拳拳的爱国之心令人敬佩，其莽撞的冒险行为令人扼腕叹息，其生死未卜的下落扑朔成谜。
对于这件往事，官方始终没有给出答案。只有民间好事者给出一些片面的解读，几个人都持有怀疑态度，可是苦于信息有限，也不好轻易判断。
烈山一边开车，一边说：“你们俩不要再争了！我相信你们都看过网上的那些文章，恕我直言，我不敢苟同。这件事虽然表面上看去天衣无缝，但是其中有很多细节都值得推敲。”
老刘发出嘿嘿的冷笑，依旧不为所动。
罗烈点头说：“不错，我起先只看到了一些写手的只言片语，也和老刘一样对之嗤之以鼻。但是，自今年4月13日听到关于穆先生的最新消息后，我辗转委托朋友，找到了叶永烈先生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稿，反复拜读过很多次，才算找到了一些眉目。”
老刘一听，敢情罗烈有了新的发现，立刻来了情绪，推他一把，催他快说。
罗烈讲道：“就说那张备受瞩目的纸条——‘我往东去找水井17/610:30’，我就大有怀疑。那个日期被涂改过，原来应该写的是‘16/6’，这一日之差，便泄露了玄机！”
罗烈刚起了个头，便顿住不语，似乎生怕说错，又打起了腹稿。
全安半扭着身，好奇地问：“这也许是笔误，很正常，怎么能作为判断依据！”
烈山淡淡一笑，解释道：“怎么就不能作为判断依据？据我所知，在科学考察队里，每天都要写考察日志，几乎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怎么会把日期写错呢？所以，关于那张纸条的书写时间，肯定是在16日。罗老师，我说的对吗？”
罗烈点头，赞同他的分析，补充道：“烈山的话实为点睛之笔。如果把这个猜测看作是事实真相，而不是笔误。那么说，在6月16日，科考队就停止了前进。我仔细查阅过很多资料，把穆先生这次科学考察活动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特别是6月16日到6月18日这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无论巨细，一一对照，你们可以仔细听听看：
1980年1月，穆先生向新疆自治区党委打报告，申请再次考察罗布泊地区。
2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作出重要批示，同意这次考察活动，并将穆先生的报告转给当地驻军。
2月5日，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接到命令——要配合科考队的工作。他马上召开会议，提出两点建议：‘一、有几个地方涉及重要军事机密，考察队不能进入；二、考察队其他方面的需求，必须明确说明。’同期，中央电视台《丝绸之路》剧组，进入罗布泊北部地区，进行拍摄。
1980年5月3日，星期六，穆先生率领科考队从乌市出发，于当天进入21基地，也就是马兰基地。
5月8日，科考队进驻720基地。
5月9日，穆先生等人离开720，进入雅丹地区，开始穿越湖区的考察活动。
5月12日，考察队遇阻，进入盐晶高度达到八十厘米的特殊地区，车辆无法通行。于凌晨二时，队伍停止前进；凌晨六时，科考队派出两组人马，向南、向西南方向分头探路。未果，一行人只能原路返回。
5月28日，穆先生在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某处营地，给陈作义发出信件，这是他失踪前的最后一封信。
5月30日，科考队终于进入罗布泊湖区。
6月8日，穆先生从米兰发出代号为‘长江’的电报，汇报穿越湖区的考察活动圆满完成，共用时七天。
1980年6月11日，穆先生力排众议，又提出向东考察，进入疏勒河故道的建议。科考队统一思想、整装出发，但遭遇‘吹屁股风’的袭扰，当日只前进了四十六公里。
6月12日，科考队白天只前进四十公里；晚十一时，遭遇大风，一宿未眠。
1980年6月16日，进入疏勒河故道；
下午二时，扎营，穆先生和汪文先向东去找水井。
稍晚，科考队遭遇十七头野骆驼，穆先生下令追赶。科考队驾车追捕数公里之远，终于捕获其中一只跛足的小骆驼，陈百录又开枪打死另外一只母骆驼，骆驼群消失。穆先生误饮驼奶。
晚十时十分，无线一连分队长肖万能发出求援电报——‘报告缺水缺油，无法前进，科考队急需油和水各五百公斤。’当时处于马兰基地指挥的周夫有立即请示上级，复电询问——‘库鲁库多克’在哪里？请科考队马上报告宿营地的准确坐标。但科考队迟迟没有回复。
当晚，众人睡后，穆先生一直在剥骆驼皮，并且用水煮骆驼腿，声称要犒劳大家，至次日凌晨二时，依旧有人看到他。
1980年6月17日上午九时，穆先生提议去羊塔库都克找水井，未得到大家的响应，负气返回越野车内。
上午九时三十分，科考队以代号‘长江’复电，报告详细坐标，请求飞机支援。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周夫有回电——‘要求科考队不要动，原地待命。’
下午一时，王万轩发现穆先生在越野车内留下的纸条，已经离开。
下午三时，地表温度达到六十四度，开始起风扬沙。
下午四时，科考队队员四出寻找。分别在距离营地一公里远，六公里远的地方发现足印。
晚九时二十分，周夫有电告科考队，‘飞机只能运水，不能运油。’
晚九时三十分，科考队给720基地发急电，询问为什么不能运送汽油，并报告次日凌晨两点将有重大情况通报。
从晚十时开始，每隔一个小时，科考队便发射红、绿、白信号弹三颗，并燃起两堆篝火，将越野车开到沙丘上照射大灯，指引方向。同时，众人召开紧急会议。临时决定，科考队暂由陈百录、汪文先负责，一方面请求空军支援，一方面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寻找。
1980年6月18日，凌晨二时，科考队电告，‘穆先生从上午十时独自一人外出未归，已在寻找，请求报告中科院新疆分院党委，并请求当地驻军派出飞机，进行搜索。’
凌晨二时三十分，周夫有命令科考队，‘原地待命，等待空投支援。’
凌晨六时，科考队留守三人，其余六人分作两组向东搜索。
上午九时五十六分，4641号直-5直升机从720基地起飞。于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发现宿营地，但是和17日上午汇报的坐标地点相差十公里远，科考队剩余九人全在。
下午二时至天黑，部队和科考队同时展开地面搜索。
6月19日下午一时，在疏勒河故道中发现坐痕、足印和糖纸。顺着脚印搜索至下午五时，遭遇盐壳，足印消失。当夜，刮起九级大风。
1980年6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新华社内参上作出批示：‘要千方百计寻找！’
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批示：
‘方毅、李昌同志：
穆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国锋6月23日。’
1980年6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穆先生失踪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算得知这起变故。”
罗烈语态沉重，好像中央电视台的罗京播报讣告一样，众人也听得怵目惊心。
过了半晌，烈山才缓缓说道：“罗老师，你的这些资料都是来源于叶永烈的书吧！我觉得也不可全信，只能作为重要参考。不瞒你们几位说，这本书在成稿之前，我也看过，当时就有很多疑问，不能理解。这本书初看起来，写的很凌乱，似乎是作者也没有想好要如何说清楚这件往事。但是仔细阅读过几遍之后，便发现，这里面包含着作者的特殊用意。书的混乱并不是来自于作者本身，而是来自于讲述者的混乱。
比如，据夏训诚的回忆，关于这次考察活动的目的，以及参加的人数，与事实严重不符。
比如，阎鸿渐与王万轩关于5月12日探路的记录，也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比如，周夫有关于6月17日晚九时二十分的电报的发送时间，也与事实有出入。
还有很多别的细微之处，都互相矛盾。这只能说明：在1980年7月8日，得到特别许可证，进入马兰基地、720基地进行采访的叶永烈，听到的、看到的就是这些，他用了非常直率的手法如实地表述出来，力求还原事实真相。
那么，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复杂？答案是一目了然的——故事还没有编好，有的人说的是假话，有的人说的是实情。这和郑和、侯显等人的记录如出一辙，是别有用心的结果。所以说，穆先生的失踪绝不是偶然事件，其中肯定有大问题。”
烈山话音未落，老刘便忙不迭地问：“什么大问题？”
烈山莞尔一笑，说：“我觉得‘往东去找水井’这件事，如果给安在6月16日就合理了。按照罗老师的讲述，早在5月9日到5月12日的考察行动，就被安排在夜间进行，这可能是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那么，为什么到了6月底，进入酷暑以后，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呢？
因此，我猜测，科考队很可能从6月12日以后也采取昼伏夜出的作息规律。按照这个推理，在6月16日凌晨，科考队进入疏勒河故道，因缺油缺水，不得已于凌晨二时扎营，穆先生决定稍事休息，待上午日出后，再去找水，所以事先准备好纸条。
而他的这一想法，很可能被汪文先洞察，于是，二人商定于当天下午结伴向东去找水井，那么，这张纸条也就成了一张废纸，被夹在穆先生的笔记本中，放在越野车内，这给其他人做手脚提供了最好的便利条件。
在王万轩的回议中，在16日傍晚时分，他们遭遇到一群野骆驼，这才出现了罗老师之前讲述的那一段，他们追踪那些野骆驼，得到一死一活捉的收获。讲到此，令人不免要问，既然科考队已经油备紧张，何苦要作这种无谓的追踪？
就在当晚的十时十分，‘长江’发报求援，但是电文中同样有颇多破绽。原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今天二十点到达库鲁库多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五百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并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按照大多数网友猜测，此时，科考队缺水比缺油更甚，因此，才有了穆先生主动出击找水的行动。但是，请注意，缺水和缺油同样可怕，没有水，大家会被渴死；可是如果没有油，大家同样寸步难行，照样会被耗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