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人耳目，我换了身轻便的衣裳，不带护卫，命温芸暗中跟随，移步去了义宁坊贺兰府。
谁知刚到巷口便看到贺兰家的车舆正停在府门前，贺兰段身着大红飞燕官服，提起绣着金丝团花的衣摆准备上马车，我赶忙高声叫住他。
贺兰段闻声抬头，远远瞅见了我，伸出的脚退了回来，微微蹙眉：“王爷？”
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笑呵呵道：“大人这是要去哪啊？”
贺兰段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看出了我的来意：“臣正要去天牢提审要犯。不如王爷改日再来拜访。”
要犯？郑玄甫和的卫冠案子都已经解决了，现在大理寺只剩下了一个重案，难道是要审李孛弼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但觉得这两件事都疑点重重，一定要和贺兰段讨论一番，择日不如撞日，于是觍着脸道：“那本王随你一同去。”
贺兰段听罢眉头紧扣，分明是想拒绝我，但不知为何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妥协道：“也罢，王爷随我来罢。”
我们一起上了车，贺兰段刚坐进车内，便用右手撑住下巴，一脸怏怏不乐地同我说案情的发展，似有一大堆牢骚。
我笑容不改，仔细听他讲。
原来近来的三个案子都不太顺。
首先是郑玄甫一案，一开始郑玄甫什么都不愿意说，牙关很紧，可后来不知怎的就松了口，大理寺还没有严刑逼供，他便主动招出了韦参，并且他口供里陈述的大部分财物佐证，也在韦参的府库中找到了。
这案子侦破得太容易，疑点也太明显。韦参受贿卖官不假，但他不仅没有把受贿得来的财物变卖销赃，反而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府库中保藏，实在是不符合逻辑。更奇怪的是，大理寺还在韦参的书房中找到了一个账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官商之间钱财的往来，这不是故意要留下证据给大理寺核对账目吗？
我思索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陷害他？”
贺兰段摇了摇头：“起初韦参拒不认账，但当他知道我们已经找到那本账本之后就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了，言词句句属实，倒不像是在撒谎。”
我一惊，韦参平日那样嘘枯吹生，争强好胜的人，关键时刻竟没有为自己辩驳几句？依他的秉性肯定会抗议，说自己是被栽赃诬陷的啊。这老狐狸混迹官场这么些年，即使是欺诈狡辩也会想尽办法把案子拖一拖，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承认了一切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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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违和感让我更加确信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贺兰段的眼神飘出窗外，幽幽道：“韦参明显就是一只替罪羊。有意思的是，我去其他官员的府上收集人证时，就连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台院御史张大人都说他确有其罪，六部尚书更是避之不及，满朝文武竟然连一个帮他求情的人都没有……与其说是树倒猢狲散，倒不如说是他们统一了口径。”
我奇怪道：“大人既然觉得这案子疑点重重，为什么还是结案了呢？”
贺兰段回头盯着我，眼底似有火星直窜：“那是因为最后连唯一的关键认证——赵夫人都指认了韦参的罪行，外人看来此事已成定论，我再把案子拖延下去，倒显得我在包庇他。”
我心中忽生怵惕，若是有人有如此大的权势能够颠倒黑白，混淆众人视听，愚弄朝廷于掌中，那该是多么可怖的事情啊。
贺兰段不甘心地撇了撇嘴：“此事我已一一上奏书告知于陛下，我本以为陛下会留他在大理寺继续审查，结果不日陛下就下达了宣判韦参罪行的圣旨和诏书……”
我感到奇怪，李真淳办事何时这么快了？这个案子看起来简单，但内部错综复杂，按照他以往的做法，一定会把自己亲信的人召进宫中，探讨一番再做定夺，这次竟然直接做出了决定吗？
或者，这又是她的“内相”上官凝帮他出的主意，就像之前对付李孛弼时一样……欲擒故纵？
想到这里，我突然眼前一亮，对贺兰段说：“你别着急，这件事一定还有后文。”
贺兰段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我解释道：“如果这样直接给韦参定罪，那么真正的犯人便会以为自己逃过一劫，从而放松警惕，露出马脚。”
贺兰段听罢恍然大悟，接上了我的思路：“宜成县地处偏僻，从凤州到那里几乎只能走山间小路，避开了官道，这是故意给犯人提供了下手的机会！既然那人连卫冠都敢杀，又怎会放过被贬的韦参呢？”
听他这么说，我反而对韦参生了怜悯之情，他虽然是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罪不当诛，究竟是什么人，让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大好前程，也要帮那个人逃脱罪责呢？
我正想得出神，贺兰段突然唤我一声，我抬头，他绿宝石般的眼睛闪烁着幽光：“你说皇帝是真傻还是假傻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贺兰段向后仰躺着，身体随着马车的颠簸微微摇晃着，半眯着眼道：“他既然能果断地处理韦参一案，为什么对青阳王却如此优柔寡断呢？叛国之罪，向来是诛连九族，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