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城兄，冯大帅召集大家去铁狮子胡同。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动身啊”看到穿着长衫坐在躺椅上悠闲的读着资治通鉴的杨士琦，梁士贻总觉得似乎杨士琦已经没有了当年小诸葛的锐气。
“明公已逝，我等也该归隐田园了，何必再去奉承新主子讨口冷炙。”杨士琦自顾自的翻页，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唉。还是你和菊人兄看的清楚。不过兄弟我拖家带口的，却是不能如此潇洒。还请杏城兄见谅。”梁士贻还想解释，却发现自己也没法子说清楚自己的想法，或许是贪恋权位，或许是心存侥幸，或许是畏惧兵威，虽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动机，但是梁士贻却没有再停留，而是被黄包车拉着直奔铁狮子胡同曾经熟悉的袁府而去。冯国璋也想整合整个北洋的实力，奈何自己那位袁大头主公手段高明的很，他的手下根本就不是一个体系的人，互相勾心斗角的事情从来就没断过，袁世凯活着当然没有问题，他在大哥的位子上，谁敢不服，即便是北洋三杰也不过是他的鹰犬。但是现在袁世凯暴毙，整个北洋就立时四分五裂，虽然冯国璋凭着好人缘和资历拉住了一帮直隶的兄弟们，还有曹锟等人的帮衬，但是段芝贵等皖系的对抗和徐世昌、王占元等人出走让北洋直系根本就不具备当年北洋天下雄兵的胜况。
不论四九城里北洋老人们心里的凄凉，南国革命之都的广州却迎来了热火朝天的景象。12月20日，乔夫经香港归国，胡传儒、廖立中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传儒劝乔夫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乔夫却坚持前往武汉前线，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武汉，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
12月28日，乔夫从海路来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乔携有日本赞助的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乔夫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同日，中华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2月30日，在六省独立的情况下，北洋和革命党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交战了。北洋皖系转进陕西，直系停留在冀鲁豫边界不敢随便跨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大清朝廷和作为乱党的革命军之间的南北议和谈判开始，而此时的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九省宣布独立，另外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上海六省都已经成为武翼新军地盘，根本没有任何一派势力敢于挑战武翼新军的虎威。只有直隶、陕西、甘肃、山西五省在清朝名义控制下，皖系进了潼关，把河防和潼关进行了布防，显然是要占据西北而待时而动。此时的南京虽然在武翼新军的四面围堵之下，但是和革命党还是保持了克制，没有封锁长江航道。12月29日，在南京的九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执政。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乔夫、黎元隆、黄克敌。九省代表依次投票，按照每个省份两票的计算方式，乔夫得14票，黄克敌得4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乔夫得知消息，可没有黄克敌那么辞让一番的虚文，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同日，冯国璋派出的北方代表也抵达上海，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月1日，中华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执政就职典礼，乔夫正式就任中华共和国临时执政。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曹锟、王占元、陈光远、齐燮元、王承斌、曹锳、蔡成勋、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张福来、王汝勤、陈调元等十五人致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不过等亲贵们找老王爷找主意的时候，却发现庆王爷的产业都换上了山东商会下属企业的牌子，庆王爷奕劻已经悄悄的离开京城，从天津出海，抵达青岛的胶澳总督区，躲在崂山里养海参了。
1月3日，大清驻德国公使王晟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2日王公会议，醇亲王载沣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载沣对隆裕太后讲了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了退位的问题，没想到隆裕皇太后却似乎是不愿意。当天，载沣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杀手枪击和炸弹暗杀，炸死载沣卫队长等十人，载沣却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冯国璋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不过优柔寡断的隆裕并未同意。
1月22日，乔夫在宁发表声明，只要冯国璋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冯国璋。不过老冯毕竟是个人物，他知道在吴宸轩这头猛虎在身侧，谁也别想坐上那个位置。所以这个保证让老冯当成笑话听听而已，却没想到被另外一位大佬当了真。这位以利害游说和买通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月26日，曹锟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载沣、铁良这对难兄难弟则在此时带着财宝和百十人的卫队搬进了紫禁城的武英殿，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跑路。
宣统二年的1月24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自称不愿干涉别国内政，却是因为和吴宸轩私下里已经安排周详，所以高调的拒绝参加。1月26日，在曹锟授意下，齐燮元、王承斌、曹锳等率北洋直系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鲁苏六省中立，阻隔交通。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余人，连关外的张作霖、张作相、汤玉麟等奉系军阀也都参与进来，基本上囊括了北方七省的大小军头，大清国的半壁江山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武昌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吴宸轩在报纸上所表示的:“反清的运动素来就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起来是从乔夫先生开始的。”虽然武昌革命的领袖们和具体执行的起义者经验缺缺，错漏百出，但是并不缺乏和满清这个看似庞然大物的政权迎头相撞的勇气，他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可惜的是他们的领导人却在革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再一次做出了令人扼腕叹息的选择，让武昌起义流血牺牲的成果蒙上了一层阴霾。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将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必将形成我大中华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吴宸轩这段对武昌革命后形势的论断发表在《齐鲁日报》上，让六省的青年学子们群情激昂。而吴宸轩这一段评论，让乔夫黄克敌等人也明白了吴宸轩的立场还是站在了革命的一边，清政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飘远了
“武昌革命的胜利也是民主思想的胜利，虽然魏源等人也已经为中国引进了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但是只有革命才把民主真正的带给了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学习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为此我要向在用笔为武器向腐朽的清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几位先生表示崇敬，他们是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吴宸轩的这段话让革命文人把他引为知己，后来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很多革命党的文人却都纷纷投入吴宸轩的帐下，固然有革命党倒行逆施的原因，但是也有吴宸轩这位老大对革命宣传工作重视的因素。
一位从榆林堡风尘仆仆的赶往雁门关的陕西汉子读着这段话，想起了当年泛舟东海的那段经历，不禁苦笑一声，没想到自己转来转去还是要投到这位不正经的吴大人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