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朝，朱厚熜宣布开创嘉靖新政起，经过内阁与各有关部门的反复斟酌推敲，几易其稿，各项政策终于敲定，陆续以法令的形式颁旨允行，并明发邸报刊行天下。
京察与考成法皇上已有明确要求，吏部秉承圣意，参照祖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即可，自不必细说，税制改革方面的几大举措让内阁及户部有司着实花了很多心思，也费了很大气力。
一是子粒田征税。
由于面对的是宗室勋戚豪强，依内阁与户部的本意，是要等全国清田结束之后再徐图推行。但以清田基本结束的北直隶、山东、湖广等省为例，勘察核实田亩比上一次嘉靖八年清田多出近六十顷，却有一大半被势豪大户隐匿。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令早已对土地兼并日益恶化形势有了心理准备的朱厚熜也瞠目结舌，因此便不允内阁所奏，也驳回了一干写帖求见跪哭请愿的宗亲贵戚。为了防止那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还责令户部有司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不但将吕芳提出的那些问刑条款全部囊括了进去，自己还亲自动手改定了下面这一段：
“嘉靖二十二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唯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在官品为始，以今在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只留五顷于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依民田之半征取赋税，如有违抗不徼、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查办。”
大明开国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最大的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皇亲身份、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征暴敛，百姓甚或地方官府都身受其害，苦不堪言。如今皇上亲自主持制订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此严厉对待权贵、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也只在朱元璋开国之初才有过，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作出有效的限制和惩罚的措施。如今嘉靖新政首先向这些巨室挑战，对那些敢于偷逃国税的不法宗亲勋贵，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这道法令一颁布，立刻在两京一十三省的宗室勋戚豪强间引起了一片喧嚣，以荆王朱厚纲为首的几个亲王联名向朝廷上表，要求废除新法，他们当然不敢明着攻讦皇上，只要求将“以下犯上、欺凌天亲”的户部尚书马宪成及为虎作伥的内阁大学士夏言罢黜。能为了父母尊号跟朝臣一闹二十年，更制造出“左顺门事件”这样的惨剧，嘉靖本就是一个蛮不讲理之人，朱厚熜也就不跟这个不识时务的堂弟客气，直接以“藩王妄言干政”的罪名将他的爵位削一等降为郡王，超过郡王待遇基本标准的田地全部没收入官，其他署名复议者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另有汉王朱厚憬在家里请仙跳神被锦衣卫侦知，查获了他企图魔魇咒杀皇上的桃木人偶。又好气又好笑的朱厚熜更不跟他废话，依大明律法和前朝旧例革其王爵废为庶人，圈禁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子里，将他名下近五万顷田地全部收没入官，或分发给庄户或发卖，倒也得了一注大财。有荆王、汉王的前车之鉴，其他藩王再次看到了皇帝的铁腕和寡恩，赶紧上表请罪，乖乖地交出了名下并非皇家所赐的田地。
二是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归并于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徼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农民亲自出差。每到缴纳赋税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再到各地官仓，不知道要耗费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道因沿途耗损，各级官吏层层盘剥，给农民平白增加了多少负担！“一条鞭法”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百姓又利于朝廷。因此朱厚熜便在责令有司加紧清田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中国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田赋送下了历史舞台。
这一划时代的改革并不是朱厚熜的主张，也不是张居正的首创，最早提出一条鞭法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议礼派”领袖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当时嘉靖皇帝准旨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等全国部分州县试点。但自问世之初就引起了朝臣们激烈的争论，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却说：“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唯农夫独受其苦。”骂之曰“农蠹”，双方各持一辞，争执不休，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时断时续。张居正改革之时，认识到要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才能避免反对者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信奉“拿来主义”的朱厚熜自然也就照此办理了。
户部在清查田亩之初，曾制定出合理的度量衡，以三尺五寸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命负责清查田亩的御史和各级官府依照此例制作量弓。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以大弓丈量宗室豪强之田，却以小弓丈量民田，朱厚熜特地吩咐吕芳指派镇抚司缇骑校尉，手持铁制量弓赴全国各地随机抽样进行复查，重重地办了几个玩忽职守的御史和州县堂尊。捞钱也不能捞砍头的钱，面对这样心细如发又缁铢必较的皇上，那些贪官墨吏谁还敢在这天字第一号要务上玩猫腻？
一条鞭法颁布之后，天下大震。简化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使得百姓不再受到催赋派役的贪官墨吏一再的敲诈盘剥；役银由旧制按户、丁征收改为丁、亩分担，减少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丁门小户的百姓无不拍手叫好，歌德颂圣之声响彻大江南北，两河上下。豪强地主却如丧考妣——所占之田每亩要征银近三分，占得越多征的就越多，他们能不肉疼吗？自然也就引起了出身富家或与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官员们的不满。但皇上为了保证新法的推行，率先将自己的皇庄全部分发给了庄户，所得收入赏赐给京官属吏，并承诺永久取消折俸旧制，五年内将全部官员折色俸比例提高至银八铜二。虽然钱米不多，毕竟是君父所赐，意义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而且，内阁学士、六部九卿等朝廷要员之中，大多属于“议礼派”，一条鞭法是早期领袖桂萼首先提出的方略，本就是当年“尊礼派”和“议礼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今自然不好自打耳光地跳出来反对。这些人不出面，其他中低级官员也就闹腾不起来多大的浪了。加之考成法和三年一期的京察当头，大多数官员们纵使对有违祖制的新法不满，却也不敢明着反对，只有个别迂腐守旧冥顽不灵的朝臣提出了“税法违背祖制”的诘难。朱厚熜咬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身为王臣，自当起课纳税。”这条原则，坚持推行“不辩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主张，严厉斥责了他们，并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让已经多时未用的廷杖帮助那些颟顸乡愿的老顽固以切肤之痛真正了解了皇上开创嘉靖新政的决心。在皇权威势和铁腕手段下，官员关于一条鞭法违背祖制的言论逐渐被压服了。
相对于子粒田征税和推行一条鞭法，推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新政倒得到了全天下官员属吏的交口称赞。
官缺有要闲之分，同为正三品武职，管着三五个卫所的某省都指挥使自然不能与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同日而语；更有肥瘦之分，莫说品秩一般的职位，便是品秩天壤之别也是肥瘦不均——号称“天下词臣之首”、位列小九卿的翰林院从二品掌院学士跟负责验收全国各省府州县贡品的户部正九品府仓大使都没法比，更不用说从六品的盐运司判官、正四品的巡盐御史这样的天字第一号肥缺。如今朝廷火耗归于各省统一掌管，用为通省各级官员养廉，将全省官职以肥瘦分等，肥缺闲缺少补，瘦缺要缺多补。因天下肥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便从中得到了偌大的实惠。
更重要的一点是，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的探索，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已趋于完善，官僚政治也基本成熟，可以说明朝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撑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自束发以来便受孔孟圣贤之道的教诲，满脑子的“忠君报国”，一肚子的“修齐治平”，初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想干出一番伟业凌霄阁挂像煌煌史册留名。可一是被朱元璋低薪制度逼得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二来被各种官场潜规则逼得安心当个好官更不可能，因此就不免两极分化，一大部分沾染官场腐朽之气，日渐堕落，与贪官墨吏同流合污，上下其手，由官场陋规的受害者摇身一变为推波助澜的生力军；极少数安贫乐道的官员艰难度日，成为官场笑柄。如今朝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为他们加薪，却以制度的形式将他们的各种隐形收入合法化，变暗补为明补，平衡官员心理，更让他们能一边念叨着“君子好义，小人言利”，一边心安理得地将大把大把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不再为生计犯愁，不必每每遇到别人行贿心中便要天人交战一番；贪官敲骨吸髓盘剥百姓或索贿受贿也失去了一定的原动力——虽然养廉银根本无法与他们能收到的贿赂相比，但有皇上“拿了朕的养廉银，若还是要贪，朕能容你，天理国法也难容你！”这样的话时刻响在耳边，即便是接银票之时，心里也不免要打个寒噤。
惟有这官绅一体纳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