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之后又经过冬春夏秋的一个循环的洗礼，湾源村下洲地那块由周家村赔偿而来的十亩水稻田渐渐荒芜，里面不再积水，各种各样的杂草快速生长，甚至还零星地长了一些灌木，慢慢成为下洲地的一部分，似乎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有如两个村子之间的那场争斗一样被日常劳作所消融，人们经过对方的村子时不再提心吊胆。洲地上那棵三人合抱的高大枥树越来越显得苍老，细小的叶子已经变黄，随着北风纷纷扬扬地落下，超过一半的树枝已经死亡，有的死得更早，经过多年的腐烂，时不时会坠落下来，成为那些精明人的柴火，不过，最高处的几个由小树枝搭建的老鹰窝还在，但不知不觉间只有一窝时不时有老鹰活动，村民们很高兴老鹰抓家禽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湾源村的一切回归正常，与外界的联系不再像之前那么热闹：没有大型群众集会，也没有宣传队，取而代之的是在春末初冬农闲时节各一次的在溪口镇广场上举行的物质交流会。这种人山人海的场景使人想起很久以前的集市，但远比那时大得多。
这是初冬的物质交流会。平时溪口镇那几个小商店里除了盐通常比较充足之外很难集中看到这么丰富的东西。
广场上不规则但又均匀散开地布置了很多地摊，多是县城或镇上的国有商店从生产厂直接组织过来的货源。也有少部分人拿了自己手上的农产品随意地摆着卖：甘蔗，黄豆，以及鸡鸭等活禽。还有临时架设油锅，现炸油条和油糕等小食卖。
地摊上分门别类地摆着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是些价格便宜的等外品和次品，有软烂不成形的肥皂，破次品的搪瓷杯盘，变形和残破程度不一的瓷器和陶器，不平整的塑料拖鞋，粗大的竹筋骨雨伞，色泽不均的雨鞋，塑料薄膜，针线，纽扣，松紧带，零头布，毛巾，剪刀，菜刀，暖瓶等等。
每个摊位前都挤了许多人，都希望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买点便宜的东西，乱哄哄的场面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但有一种声音成了主角，那就是“再便宜点吧？”。
盛枝琴带着女儿和儿子，抱着一只阉鸡想卖。家里年初孵化的那一窝小鸡跟往年几乎一样到这个季节只剩下五只，其中三只是阉鸡，而往年留下的六只母鸡中今年又有两只死了，家里活得最长的倒是那只从来不引人注目的大公鸡。每年村里都会出现至少三次鸡瘟，今年最让她心疼，因为有一次发生在初夏，很多死去的鸡都已经长到一斤半重了。眼巴巴地看着鸡一只死去，没有丝毫办法可想的她尽管听说过，大热天的鸡即使没有病也是有毒的，但还是舍不得扔掉，一只只宰杀清洗干净之后烧了吃，稍感欣慰的是像她家这样吃瘟鸡的占绝大部分，心里便有了些许安全感，吃的时候依然是很鲜美，而事后村里也似乎没有什么人因为吃瘟鸡而直接得病，渐渐地也就成了常态。
鸡卖不出去，甚至连问的人都没有，盛枝琴心里越来越着急，原本希望卖了手中的鸡去买些家里急用的东西，同时又担心地摊上那些好些的货都给挑走。一向节俭的她总是希望买一样东西能够用上一辈子。
终于有人来问鸡怎么卖，经过好几番的讨价还价，她最后把三斤多重的阉鸡卖了三块一毛钱，略高于肉价，觉得还算满意，一路紧紧地把钱攥在手中，立刻带着孩子们去地摊挑选几样家里急切需要的东西。
他们首先来到卖餐具的那些地摊，盛枝琴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还不时在地摊之间比较，几乎惹得工作人员发火，不卖给她。她则好言相劝，说，农民没钱，自己还是卖了一只鸡才有机会来挑选东西，平时就连看的资格都没有，下决心买一样东西真不容易，谁都想简单生活，就像你们城里有钱人，随手一买，不好就扔，多好啊，可惜那不是她的生活。工作人员被说得没了脾气，由她去挑，只是当看到她习惯性地挑搪瓷器具的时候也要敲敲，听是否有异常声音，便笑笑，告诉她搪瓷制品不是瓷器和陶器，是无法通过声音来识别好坏的，唯一的方法是看搪瓷厚度和均匀程度是否到位。最后她只买了两只带盖搪瓷盆和两只大号既可盛饭又能装菜的瓷碗，让女儿小心拿着。
盛枝琴一家转到卖暖瓶等物品的地摊前，她非常羡慕村里几家有暖瓶的，冬天，暖瓶一倒就是热气腾腾的开水，好奇地看着有人对着耳朵在听声音，也想试试，但两块五毛钱的贵重而脆弱物品让她退却了。
他们又转到其他摊位，看着每一样家里没有但自己又非常喜欢的东西，而对那些第一次看见的东西则边看热闹边猜想着各自的用途，似乎并不需要拥有但能看看就很满足。不过，他们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买齐家里所缺的那些东西。他们在买雨具的地方是试了试那些需要拼尽全身力气才能打开的用竹子做筋的雨伞，本想试穿一下雨鞋，但被告知，必须先付了钱才能试。盛枝琴嘟囔了一句，钱都付了，那还能叫试穿吗，怎么知道是不是合适？对方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在商店隔着柜台连摸的机会都没有。马桃春建议母亲买块塑料薄膜用做雨披，家里那块农膜剪成的雨披已经发脆，有无数的漏点。盛枝琴仔细地挑选了一块整齐、颜色比较均匀、厚度一致的粉红色塑料薄膜。马桃春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往身上试，不愿意放下，惟恐母亲心生犹豫。盛枝琴看着女儿急切的表情，一时心酸不已，几乎要到出嫁年龄的她还没有穿过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衣服，那粉红色的塑料薄膜披在身上倒像盛装般立刻让她生色不少。于是，盛枝琴不再犹豫，甚至也没怎么还价就买下了。盛枝琴看了看那几双雨鞋，家里只有一双公用的补过五六次的，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天一下雨，几乎就把全家人困在家里，只有丈夫和儿子常常赤脚而不受影响。她看了看手中还剩下的一块来钱，放弃了问价的念头。
后来，他们又转到其他摊位，买了些针线，纽扣，两条肥皂和火柴等必须用品，还特别买了两斤煤油，用空农药瓶装了，习惯性地试了试瓶颈上黑乎乎的系绳，确认足够强度。曾经就近在梅溪村买了一次兑水的煤油之后她再也没有再在那里买过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盒火柴。小店煤油里兑水一事也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两样明显不能混匀的东西肯定会被人发现，怎么就能去做。
一旁有个摊位上的各色毛线深深地吸引着马桃春，她蹲下，小心地抚摩和体验它的柔软。她平时很是羡慕村里有几个同龄姑娘能够打毛线了，或手套，或马甲，或围巾，甚至有织整件毛衣的，不但暖和，而且可以搭配出各种花样。她曾经自己悄悄地用竹片削了一副毛线针，但最后还是给扔进灶里烧掉了。盛枝琴没有干涉女儿，陪在一旁，让她看个够，最后马桃春离开摊位，喃喃地跟弟弟说，等以后姐姐有钱买毛线，就给他织一双手套，甚至一件毛衣。
最后，他们来到油条摊前停下，盛枝琴给了女儿三分钱，买了一根油条给马水龙。对这意外的收获，他脸上露出亮光，但还是不忘将油条对半拉开，给了姐姐，她又将其分成两段，给了母亲一段。一家人有了过年般感觉，一路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中午时分回到家里，盛枝琴仔细收拾买回的东西，正准备煮菜泡饭，这时看见生产队物质干部张春林掖下夹着一床被子进来，交到她手里，她满脸疑惑地接着。
张春林解释道：“刚才我在村西的青石板桥那里看见有个外村人，他手里拿着这床被子，气乎乎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说，你家欠了他家猪崽的钱到现在都还有五块钱没还清，要了好几回都没要成，今天来过你家，没看见人，一气之下就冲进房里拿了这床被子。我看他也是真生气，不像是存心要拿走你的被子，要不然，我也拿不下这床被子，也就没有机会给他台阶下。”
“谢谢你。”她把被子放进房间，刚才一路很好的心情一下子没了踪影，空荡荡的床上也就这么一件值钱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家里唯一可以盖的被子。
看见出来时她眼睛里闪着泪水，他不禁也为自己刚才的善举而感动，幽幽地说道：“我跟他说，你家就这么一条被子，而且收欠款也不至于拿人过日子的东西。不过，这被子要他真拿回家了，你还真得还他钱，不然的话他怎么下台阶？”
“我不是不想还，家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天天大门开着，我家里都什么生活水平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可能故意拖着不还。我这个人是听不得闲话的，要真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儿子在外，家里有钱，我为什么不把钱给还了，让人说三道四，这样苦自己？”
他在想，她是不是在说自己，尽管也亲自听很多人那样在说她。他记得有一次她问他借用生产队的大竹垫晒蒸米时曾经开玩笑说过让她别总把钱放在家里发霉，不过，从她真诚的感激目光中他看到她不是针对自己的。他也不希望搞得彼此尴尬，因为生产队每年都要请竹匠来修补和制作竹制工具，竹匠们往往指定要在她家摆开场子，足够宽敞，更主要的是那几个常请的竹匠是从她娘家村子来的，彼此很熟悉，能够开心地聊些双方都熟知的话题。
盛枝琴客套地让他再坐会儿，留吃午饭，最后把送他出大门。他说他还有急事，下午要接待并安顿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她一时没有听懂他要去忙什么，但很感谢他为自己解了这次的危机，不然的话，这年底上哪里去借钱还债，当天去赎回这被子，而且还少不了遭人奚落，不过，这也提醒自己那笔欠款无论如何今年一定要还上。
下午，村子突然之间热闹起来，一辆汽车晃晃悠悠地开进了广场，还未停稳就围了几乎全村的孩子和一些女人。除了这很少见到的汽车，让大家感到尤其新鲜的是汽车驾驶室内坐着的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不仅没有人认识他们，而且他们脸上都白白净净的，比县城里的那些人都还要干净。
王队长和几个队干部早早地等着，热情地冲他们笑，可是彼此之间因为语言不通，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不过，张罗着从车上搬下行李还是没有什么障碍。这些天来湾源村的生产队干部们都在忙安顿知识青年的事，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上海在哪个方向，唯一知道些的就是上海出的用品质量很好，像人造革包、雨鞋、甚至草帽，如果上面印有“上海”二字都是很令人自豪的事。不过，这些东西都离湾源村的人很远，常常只在传闻之中，而闻名全国的“永久”自行车就更没有概念了。他们心里很是没底，好在上级部门安排了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了解有关背景，知道是**号召广大城市里的初中学、高中生和大学生，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次是了解政策，知道他们是要扎根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等待遇，不过，因为他们是知识青年，所以也要逐步发挥他们的特长，锻炼一段时间后充实到对文化要求比较高的岗位。最后是具体安置，上级有关部门拨了专用款项，解决知青安家落户的问题，实行先租借村民中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房子，再看是否可以盖房子。王队长听得云里雾里，只有两件事是听清楚的，一是为他们腾房子，一个是组织他们劳动，一样的记工分，只是他们有湾源村村民们所没有也不知为何物的户口，从上海转到在溪口公社。回来之后，他曾经请教过已经升职为溪口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仇书记，终于得到比较实际的说法，那就是，知青来自大城市，是响应**号召来到农村的，是有文化的人，所以，必须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照顾，以使他们能够安心完成上级安排。于是，他和生产队干部一起去找全村那些房子条件好的农户，以无地板一年三十，有地板一年四十元的补偿标准落实了三间，其中两间是有木地板的老房子：李福海腾出的村西那幢老宅。每间房子备了床、小炉子、一些硬柴、铁锅、锅铲、脸盆架等生活必需品。不过，王队长觉得李福海一年得八十钱的有点不正当，因为那幢大宅是解放初期从张礼忠手里没收后分给他们住的，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财产。只不过，时间一长，李福海就把自己当成老宅的真正主人，一方面是因为原来和他一样分到这幢老宅的人都陆陆续续搬走了，现在只剩下他一家，另一方面，他和老宅最早的主人李世通是本家，通过多年的耳濡目染，慢慢认定当初张礼忠买下这老宅是无效交易，应该还属于李姓本族，更何况张礼忠已经枪毙，就连张家自己祖上的老宅都给没收了。王队长想，等事情稳定下来以后再去给他谈一下，而且打定主意，上面拨下来的补偿费不能退回，也没有必要将补偿标准告诉湾源村任何人。
三个知青尽管坐了将近一昼夜的火车，但精神还是很好，想起自己在上海家里那局促的空间，眼前的开阔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那些几乎把他们当成明星看待的村民们，更是让人有种恍如梦境般虚幻感，与往日总是平头百姓的经历大相径庭。他们也曾经是红卫兵，也曾经参与过大串联，但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而且也只跑了上海附近一些城市，更别说去北京**广场亲眼看见**了。离开上海时唯一把他们当成中心的是父母亲，但在满车厢兴奋的人群、车站红色标语和各种口号的海洋般狂燥背景下很难体会父母亲真切的担忧。
王队长和队干部们看着知青们下车时伸出手，好半天对方才反应过来是要握手，于是很尴尬地和其中的男知青握了握，没有理会一脸疑惑的两个女知青。让在场的村民们印像深刻的是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人都很客气，穿的衣服没有补丁，胶鞋很干净，在这并不太冷的初冬却都穿着袜子，下车是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身上的衣服和头发，而这些看起来已经足够顺畅了。他们还特别注意到了知青们都比自己高，脸色红润，而且不管男女，双手都很白嫩，头发干净得根根分开，暗自琢磨着他们到底来湾源村来做什么，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
“我叫程大跃。”男知青自我介绍。
王队长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味地点头和傻笑，已经动手搬行李了。
“我叫李卫红。”是稍高的女知青。
“我叫胡小敏。”是最后一个。
三个人自我介绍之后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应答，一脸的不解，而队长已经带领干部们把行李抗在肩上在一旁等着。只有从溪口镇负责送知青来的那个人跟他们一一握手，并不说话，最后跳上汽车，开走了，卷起一阵灰尘，吸引着小孩子们跟着跑。
当汽车消失在视野里，看热闹的村民们也渐次离开，就连刚才还叫过几声的狗们也不见的踪影之后，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一种他们没有设想过，也不曾经历过的安静，有如梦境般没有声音的世界。他们这时忽然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这个村子的一部分，刚才还很松弛的脸多多少少地有些凝重，怔怔地看着村东口。他们回过头时看见队长他们已经领前走着，于是只好跟着。
程大跃选了那间没有地板的房间，很仗义地把两间好房间让给了她们。这是一间老式六间式样的房子，房东腾出的是东侧正房，按照湾源村的风俗，是整幢房子最好的一间，有近二十平方米，层高超过三米，近乎奢侈，尽管地面是泥土。他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家。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跟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间，中间用布帘子隔开，一头住着父母，另一端住着他、十岁的弟弟和爷爷，兼作吃饭之处。解放前原本是整幢洋房，主人逃到台湾之后收为国有，陆陆续续增加了居住人数。他记得是近十年前举家搬进了原本是车库的房间，层高只有两米，很是压抑。不过，地段却是出奇的好，位于淮海西路，出门穿过一小段路就是繁华的街道，常常是那些住亭子间的同学们羡慕的对像。
他很快就整理好了自己的东西，其实只是把毛巾、牙刷、肥皂、暖瓶等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放在靠门处的大桌子上而已，其余的依旧放在旅行袋和纸盒内，就连捆着的被子都没拆开，往床上一扔。不过，床上铺着的干稻草让他颇费思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他想起离开上海时母亲关照过的要和房东以及左临右舍搞好关系，因为这不是短期的寄居，而是要做长远打算的，但告戒他无论如何不可以在乡下地方找对像，要正视彼此之间的差距，不能一时昏了头脑，做出让自己一辈子后悔的事情来。想到这儿，他笑笑，拿了一袋半斤装的水果糖出了房门，习惯性地把门带上，来到客堂时见到了刚才王队长引见过的三十几岁的女房东。因为语言不通，好半天女房东才明白他那糖是送给自己的，于是连忙推辞，但见他心很诚，便诚惶诚恐地收下了，立刻就有她的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讨要那糖。她不知道如何打开那糖袋上的拉扣，于是没等他教怎么拉开锁扣，她就使劲把塑料袋子撕开，五六颗糖散落在地。孩子赶紧去捡，很高兴，否则的话也许就只能吃到一两颗了。她显得有些尴尬，顺手把糖塞进条案里的抽屉里，给小孩做了个手势，不可以自行去拿。她那怯懦的举止和小孩自始至终没有说过话，更没有对他说声谢谢，这让他很快意识到了湾源村与上海之间的差距，一时愣在那里。尽管交流很困难，但他还是通过她知道了那些赶稻草的用场，原来是作为垫被使用的，又知道厨房、水缸和屋外的茅房等等。最后，他关上房门，落上锁，出去了，没有注意到房东很吃惊的表情，因为她像很多村民那样很少锁房门的，觉得他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她并没有想得更多，因为，王队长事先就出租房间时曾经强调的众多条件，如，没有得到许可不可以进房客的房间、不能偷听偷看等等，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对房客要客气，否则的话就让知青搬到其他人家去住。她可不想失去那每年三十块钱的巨额房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好事。
出了房子，程大跃发现自己寄居的房子原来在村子中心广场的边上，而那几条瘦狗只是好奇地看了看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关注他了。他迟疑着进了窄小的茅房，一边琢磨，一边小心地踩着两块放在大缸上面的木板，转过身，关上不太严实的小门，搞懂了缸里斜放的那块木板的功能是为了避免大便直接坠落而导致粪便飞溅。缸底受惊扰的绿头苍蝇在飞舞。不过，对于没有看到任何纸张，他感到很奇怪，搞不懂扔在踏板右侧那些短而锋利、或竹或木的窄条是做什么用的，另一侧竖放着明显是同一种材质但是很长的窄条，终于看清了短条上的大便痕迹，猜想那是擦屁股之用。这实在太令人感到意外，他继而否定了这个猜测。他再看看缸内，尽管是初冬，但还是能够看见一些蠕动的蛆，差点呕吐起来，赶紧抬起头看着几乎贴着鼻子的门，透过门缝，几乎可以看清远处的所有情景，有如被人偷窥，更像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一时浑身不自在，低下头，把玩着手中的黄色手纸，慢慢确认从外往里是看不清的。他忽然觉得，这里虽然满目的肮脏，但空气却很新鲜，并没有上海那些厕所的臭味，想是因为通风过于良好的缘故。
出了茅房，程大跃站在空地伸了伸懒腰，很新奇地看着四周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自然生长的大树，全然没有上海行道树那样经过人工修剪后留有许多疤痕，而且很多树根高高低低地裸露在地面上，似乎很不在乎自己的秘密。经过雨水冲刷的地面，很不平整，碎砖乱石等各种硬物或多或少露出，只有那些经常走人、畜和独轮车的地方才能见到平整。恍然间他觉得自己进了原始森林，而不是人类居住的所在，想起进村时注意到的村东口那颗巨大的老樟树，本想过去仔细瞧瞧，但还是决定先去看看其他知青。
他向西走了没多久就到了村西那十间制式的老宅，被缀满黑色青苔的班驳外墙所吸引，想起上海的豫园里的那些老建筑，但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犹犹豫豫地进了院子，最先看见的是一棵大茶花树，墨绿色的树冠很厚实；再进大门，看到了屏风，之后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天井，顺着光线又看见了那些粗大的木梁，但没有看清是不是有雕刻，好像被涂抹过，不过，复杂的斗拱结构和瓦当还是一览无遗。这时他又注意到了窗棂上涂抹的痕迹。正当他目不暇接地观看这些新奇的结构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忙遁声看去，见李卫红停下手中的整理活儿，正笑衿衿地看着自己。
“你看得真够认真的，我都叫你好几声也没听见。”她招呼他进去。
她们借住的是东侧两间厢房，但面积跟他的那间正房一样大。东家有邻居光顾，一边闲聊，一边做着针线活，显得比他那幢热闹许多，而让他们全然没注意到的是那些主妇们在他进房间的时候投来惊讶的目光，很快又消失在角落里了，只有小孩子们愣愣地看着这些陌生而行为有些奇怪的人们。
“你们真幸福，住在着满是古董的房子里，伸手随便一摸就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他进了门，又被地板和窗户所吸引，“你看，这窗户抹上了一层应该是泥巴一类的东西，里面一定很精美。你看，还是铺了地板的呢！你们每天踩着的也都是古董，简直就像皇帝那样，女皇那样啊。”
“我倒没觉得什么嘛。”李卫红已经重新梳过头，扎了两只齐腮的小辩，“不过，你说的这地板倒是不错，很有弹性，黄霉天应该会很干爽。在上海，我家即使住在三楼，到了黄霉天总是潮乎乎，别提有多难受了。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有黄霉季节。”
“应该是差不多，不过，不会像上海那样严重。”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些古旧的东西，指了指天井上方的斗拱结构，“你看，那些东西都很精致。我真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还能有这么好的建筑，也可能正是因为偏僻才容易保存。否则的话，远的不说，这‘破四旧’可能就全给毁了。我想明白了，那些泥巴肯定是为防‘破四旧’而故意糊上去的，还真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法子。”
“看来，你还真是喜欢上了这种地方。赶紧写信回去吧，免得你家里人担心，而且，再过两年讨个本地姑娘，做上门女婿多好，一辈子的享受。”李卫红嬉嬉一笑，“我给你留心留心，看这幢房子里有没有既漂亮，人也好，而且年龄相仿的姑娘。”
“真不错。”他没回过神来，依旧痴迷地看着天井的方向，口中念念有词。
“真的？”她吃惊不小。
“什么真的假的？”他收回目光，眨眨眼，不明白她为什么一惊一咤。
“我是说让你做这里的上门女婿！”
“你帮帮忙，别胡来。”
“我还真以为你要怎么样呢，原来只是喜欢人家老祖宗的东西。”她莞儿一笑，“不过，这地方还不错，我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在上海还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能够住这么大的房间，还有地板，外面到处都是大树，简直就像资本家住的房子！我家住三层楼的顶层，十平方米，斜坡面，就靠老虎窗透气，夏天能热死人，什么东西摸上去都是烫的！我父母的床靠斜面放的，我的是阁楼，在床上根本没法坐直，必须猫着腰。烧饭在底楼，上上下下的就是只够一个人通过的窄楼梯，又暗，还很陡，没有点功夫还真不敢挪步，别说端菜拿汤上楼吃了。”
“刚才你还说我要做上门女婿，我看你啊，嫁给当地人算了。”他做了个鬼脸。
李卫红鼓着腮帮子，睁大眼睛，挥拳就在他背上来了一下：“你真坏！”
程大跃抱着头直笑。
正这时，几个女人探头朝这边看了看，满脸的疑惑，觉得湾源村即使夫妻间都没有的动作怎么会在他们身上自由发挥，而且两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又靠得那么近，就差没有关上门了。她们自己脸都红了。
程大跃和李卫红也忽然意识到了那些人异样的目光，不再打闹。正这时，门外传来“嘤嘤”的哭声，他们跑出来一看是胡小敏，一边哭，一边吃力地挪着步子，明显是右脚受伤了。他们赶紧跑过去，一人一边搀着她。娇小身材的胡小敏见了他们一下子大声哭了起来，泪水涟涟，身体瘫软了。他便蹲下身，在李卫红的帮助下把胡小敏背起，送进她的房间，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床上，让她斜靠着床框坐着，仔细地查看那只受伤的右脚，发现是脚踝扭伤，肿了。
这时，一直躲在后面远远观察他们的那几个女人怯怯地走过来，询问出了什么事，但语言不通，使三个知青更觉得自己到了国外般孤立无援，一个个脸色凝重。
最后，又是看，又是比画，彼此之间总算搞懂了：胡小敏的脚给崴伤了，湾源村没有医生，她们更没有什么药。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程大跃心里也没底，尽量安慰胡小敏，“我只带了些伤风感冒的药，没有处理外伤的药物。”
李卫红也安慰着：“过两天就会好的，你别着急，有我们呢。”
“我想回家。”胡小敏还是哭着，满心的委屈和无助，很难接受受伤后只能干着急而没有任何办法可想的情况，这是她从来都不曾想过的情形，尽管和其他人那样也备了些药，设想过看病的难度，“我如果能够有个好的成分，或者有关系，就能去国营农场，做农场工人。哪里还会像现在，待在这种地方，不是人能够生存的地方。”
一句话勾起其他两个知青的痛处，都不言语了，四周一片安静。因为家庭成分不够好，他们就连之前的大串联也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去北京，去重庆，而是只能在上海市附近一些小地区转转，少了气魄。
这时候太阳快下山了，天色暗得很快，房东陆续有男人收工回家了。程大跃猛然感觉到，刚才整个下午所积攒起来的对这乡村的那些美好印像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能生病，绝对不可以有意外情况发生。想到这里，他心里凉了半截，设想着必须生活在满足那些假设条件之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觉得先前备的那些药，原本是基于救急的考虑，但一下子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听到哭声，李福海夫妇和孩子过来询问，他那读过几年书的十三四岁的半小伙子的儿子能够比较顺利地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立刻引来大家的注目，特别是李福海的脸上写满赞赏，而程大跃他们更是发现遇到了救星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这里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也并不真空死寂。
胡小敏的情绪也稍微稳定。
让他们沮丧的是得知溪口镇有卫生所，但村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独轮车。李福海则觉得胡小敏的伤有点大惊小怪，这种扭伤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根本用不着化钱去卫生所，而且也无法理解他们担心她会不会骨折、一定要做检查的思路。不过，他还是答应帮忙用独轮车把她送卫生所。
尽管垫着草编铺垫，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洼还是不打折扣地通过硬实的轮子传递给坐在独轮车上的胡小敏，给颠得几乎绝望，而脚上的疼痛反而加重了。虽然有程大跃和李卫红的一路陪同与安慰，她还是止不住地哭。推独轮车的李福海不住地摇摇头，微笑着，不能理解她怎么就那样脆弱，仿佛像他们鲜嫩的皮肤，水一般没有劲道。
天很快黑尽，他们脚高脚低地跟着，好几次差点摔倒，吓出一身冷汗，不知道是因为怕万一摔伤后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所带来的恐慌，还是满视野看不到任何灯光，几乎随时被黑夜吞噬所产生的恐惧。先前他们还不停地安慰她，但到后来都沉默了，而胡小敏本人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哭，唯有独轮车发出的“吱纽”声。
终于到了卫生所，看到了熟悉的电灯，虽然光线因为电压太低而有些泛黄，但仍旧足够让他们三个人稀释脸上的不安。
值班医生查看了胡小敏的脚踝，肿得并不太厉害，又让她试着动了动，再用镊子点了点，痛感没有明显变化，估计没有骨折，但不能保证。他们问能不能拍个片子确认一下。医生一脸的惊讶，才认真地看看他们，笑了，说，也难怪这么问，因为你们是从城市来的，可这里没有那样的设备，要拍的话只能去二三十里外的县医院。
当得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唯一可以碰碰运气的方法是去公路上拦车，他们全傻眼了，简直难以相信会是这样的结果。
医生对此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们的反应很过分，因为她的脚伤并不构成生命危险，退一步说，明天还可以去县医院，并且告诉他们说，这方圆上百个村子，镇卫生所几乎是这里所有病人的最后一站。
正在僵持之时，卫生所里里外外一阵嘈杂，同时夹杂着哭声，原来有村民送来一位发着高烧的五六岁大的小男孩，医生便不再理他们，赶紧去那边处理了。
程大跃忽然感觉肚子饿了，出了卫生所，可近处转了一圈也没见任何卖吃的，回来时卫生所已经安静下来，一打听才知道刚才送来的那个男孩已经死了。医生正在给胡小敏脚踝上擦清淤药膏，一直沉默。
胡小敏不再哭了，尽管医生在涂药膏的时候碰到肿的地方有些痛。
她的崴伤处理完毕，他们出了卫生所。在黑黝黝的广场上找了一遍，程大跃还是没有找到卖吃的。李福海告诉他们镇上别说是晚上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买吃的，就连白天也只能到几个小茶馆里吃些面条米饭等简单的食物，而且只做中午的生意，一般很早就关门了。他邀请他们回去之后跟他一起吃些便饭，但声明没什么好菜。
他们很是感谢，一路顶着刚刚升起的点点星星，清澈透亮的天际，偶尔划过一颗流星，或长或短，迅速消失的光迹。许是习惯了，或是星光的作用，公路比刚才显得清晰了许多，程大跃和李卫红不再那样害怕，心情也放松了许多。程大跃甚至想，这也许就是自己将来要过的生活，改天一定要学会很多很多技能，那才是长久之计。
路上，他们知道了胡小敏受伤的过程。原来，她去茅房上厕所时看到那些蛆虫和绿头苍蝇，呕吐不已，赶忙想桃出来，结果踩在搁板的一端，失去平衡后右脚踏空，踩到缸沿一滑就崴了。万幸的是没有掉进粪缸里，否则的话当时肯定连死的心都有。
还没有在村里上过厕所的李卫红听着听着也禁不住有些恶心，提议大家还是用自己熟悉的马桶。不过，胡小敏在上海住的是工人新村，三家左右合用一个厨房，每个楼层有公用厕所，已经很就没有用马桶了，但是，眼下那已经是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程大跃则不一为然，觉得自己完全能够适应村里的茅房，还说空气很好，没有臭味，也不希望房间里有臭味。李卫红想起下午说的笑话，忍不住说他已经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正在为当上门女婿而早做准备。
一句话把胡小敏也给逗乐了。
回去的时间好像比去镇上的要短许多，他们很快就到了，但一个个饥肠辘辘，恨不能所看见的无论什么都能吃。李福海热情邀请他们一块吃，重复着“家里没有好菜”那句话。他们以为那只是客套话，而且已经很饿了，估计再怎么差也是能够接受的，更何况人家是好心请客。不过，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看着只有各剩半碗的青菜和罗卜，还是感到非常意外。只是，他们装着很喜欢的样子，特别是程大跃，猛地吃了一口青菜，很咸，快速地吃了几口饭，冲淡咸味，再看看用浅绿色辣椒干炒的罗卜，吃了一小口，立刻给辣得嘴里着火一般“乎乎”直喘。她们看得真切，不敢去夹罗卜，只吃了少许的青菜，好在籼米饭并不陌生。
李福海吃了两大碗，对方的反应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并不过分客气，只顾自己吃着，偶尔询问他们在上海都吃什么，菜都怎么个做法，当得知大多数要放些糖后非常不理解，觉得菜里放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的，哪怕是山珍海味。
程大跃完成了那碗饭，虽然还是没饱，但放弃再盛的念头，再看看她们几乎没怎么动的饭，便用上海话告诉她们无论如何也要把碗里的饭吃完，否则是极为不礼貌的。转过头，他问李福海：“你们家以前一定很富有吧？我不是说你们现在穷。”
她们几乎笑出声来。
李福海没有听懂，于是大声叫来先前做翻译的儿子，终于听明白了，赶紧摇头说道：“这房子不是我家的，只是解放后住进来。本来是想盖幢自己的小房子的，后来听说林场给封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早知道的话就跟马暖山家那样，说不定都盖成了。这房子是张家的，一个恶霸地主，给没收了，很惨，解放初期给枪毙了，前两年恶霸地主的儿子一辈又自杀了，现在张家只剩两个孩子，一个跟我儿子差不多，一个还很小。不过，这房子最早是我的一个本家造的，后来把它卖给张家，去了台湾。”
程大跃听后唏嘘不已。
“其实他家还有另外一幢，跟这差不多，那才是张家自己的。因为有了这么多房子和田地，张家也就得了个恶霸地主。”
他没想过这偏僻之地的革命也如此彻底，想起上海的那些洋房和石库门房子，都不知道之前谁是真正的主人了。
“我们家是贫农。”房东补充道。
“是很好的成分，属于‘红五类’呢！”他奉承了一句，继续问道，“那些类似泥巴糊着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糊起来？”
“我不懂。”
“你不懂？”他很不相信。
“我不知道什么‘五类’，我们这里只有‘五保户’，没有‘五类’。”
他一乐：“是‘红五类’，也就是说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你是其中之一。”
房东还是摇头。
他把泥巴的事又问了一次。
“哦，那是为了破四旧，村里好像是老一辈的人特别在乎这个，说是把它们用泥巴糊起来就没有人来毁了。”李福海恍然大悟，“因为这破四旧的事，我们村还跟周家村打过一次，还死了好几个人呢。有当场打死的，给搞死的，还有判死刑的。”
他又睁大了眼睛，原以为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竟然也能闹得那么厉害。在湾源村里的大半天，他觉得一切就像封存起来的古董，村里时看不到任何现代生活的痕迹，除了几面墙上的那些褪色的标语。
她们终于吃完了。
李卫红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忍不住笑了，用上海话说道：“你真应该留下来，做上门女婿真合适，很投缘呢。”
“你啊，真不知好歹。”他也忍俊不禁，“我说这么多是为了争取时间，避免你吃不下饭的尴尬。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是啊，我会留意村里哪位姑娘长得最漂亮，再跟她套近乎，再——”
“你有完没完啊？”他打断她。
“我想早点休息。”胡小敏说道。
桌子上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他们本想继续吵闹，这才意识到她有伤在身，而且一直闷闷不乐。他们谢过李福海，搀扶着胡小敏，摸索着回到她的房间，都很不适应这漆黑一片的环境，刚才那份轻松劲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胡小敏在床上摸索着，好容易才找到手电筒，又点亮了煤油灯。看着昏暗摇摆的火焰，她有点舍不得关上手电筒，但还是关上了，想洗个澡，可今天晚上明显不可能了。想到这儿，眼泪又流了出来。
冷清下来之后，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劝慰胡小敏，就连程大跃也没了之前轻松的神情，仿佛顷刻之间就被这黑暗所消解。他们发现，原来这巨大的生活空间几乎是真空的，而黑夜又把空间进一步扩大，以至无边，无法设想以后的日子如何熬过。
程大跃告别她们，宁静的黑暗中摸索着回去，好几次差点被绊倒，甚至撞到树木，又几次走错了路，没有碰见什么人，好容易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吃力地点亮煤油灯，一看表才八点多，不过自从昨天上火车到今天傍晚送李卫红去溪口镇，疲倦而劳累让他没有精神去想如何洗脚的事，更不用说洗澡了，熄了灯，匆匆上床，印像之中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觉，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安静的环境，很快就进入梦乡。
凌晨前他是被东家放在客堂旁的鸡舍里的公鸡打鸣声唤醒的，隐隐约约听到全村此起彼伏的公鸡啼叫声，感觉很是奇特。不久，随着啼叫声的停止他又睡着了，直到凌晨时又是在一遍啼叫声中醒来。之后他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可以看见房间了，周围不再那么死寂，陆陆续续听到人们说话声和女房东在厨房生火烧早饭的熙琐声，回想起几次醒来都和公鸡有关，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只公鸡，禁不住笑了。
他起了床，拿着牙刷、牙膏、搪瓷杯子、毛巾和脸盆来到厨房，琢磨着用竹筒舀了些水到杯子内，下意识地找水斗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好蹲到屋外的台阶上刷起牙，冰冷的水让刷牙成了近乎看牙医的经历。女房东很好奇地看着他满嘴吐着白色泡沫，还不断地在嘴里捣鼓，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最后见他嘴里“咕噜噜”地翻动，“卟——”地吐掉，只剩下嘴角边些许沫子，她才放心，笑了笑，但脸上依旧写着不明白。他这才注意到她在观察自己，便张开嘴巴，给她看自己刚才在做什么，但是，她好像还是不很清楚。不过，当看到他去拿脸盆准备舀水洗脸时，她还是明白他要干什么，于是示意他大灶位于铁锅和灶前之间的位置上有个直径尺许的小木盖，打开之后见一只小铁锅，里面的水在冒热气。他犹豫着从里面舀了些水放进脸盆里，发现果然是热的，又见她朝里补充满了水，仔细一看，很新奇地发现是利用灶内烟气余热来烧热水的简易装置。
洗刷完毕，他估计她们俩也应该起床了，便来到那幢老宅，果然见她们也都在忙乎早上的个人卫生工作，而且惊喜地发现胡小敏是在自己走动，脸上也没了昨晚那种悲悲怯怯。三人坐定，都觉得胡小敏的脚踝好多了，暂时不用去县医院检查。不过，他还是建议她尽量少走动，免得在不明伤势的情况下加重伤情。随后，他们又讨论了如何解决三顿饭的问题。这一说，每个人都觉得很饿，而昨晚的经历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在房东家搭伙食的，可是，菜还好说，但这一个人的饭实在不知道如何去做。说着说着，胡小敏又是眼泪汪汪了。
正这时，王队长原本是想找程大跃谈出工安排，再让他转达给两位女知青，听房东说大概到了这边，于是就过来了。
程大跃首先讲了吃饭难的问题。
王队长吃力地和他们交流着，最后是房东的儿子出面才解决问题。他们终于明白王队长的方案，就是只在房东家搭早上的粥、中午和晚上的米饭三顿主食，菜自己解决。不过，队长告诉他们，湾源村绝大多数人在农闲季节安排的多是早晚两顿制，目的是为了节省一些粮食，而且即使不在农闲时节有很多时候吃的也是主食加杂粮，比如菜泡饭、红薯煮饭、荞麦糊、南瓜饭等等。这种时候房东就必须为他们专门升火做饭了，需要考虑适当的柴火钱，估计一年十块钱左右，要跟房东具体商量。
他们一时很难理解这些种粮食的村民们怎么还会缺粮食，而且是在南方，印象中一般不太会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但对于每年十元的搭火费还是欣然接受的。
王队长又介绍了出工安排以及如何计算工分的方法。一般都是按照太阳起落来定出工时间，而不是北京时间，以村广场上敲击一块铁片为准。出工前会在村广场作短暂非正式的集合，不另外通知。妇女出工按照惯例，一是时间安排上有季节性，即，男劳力忙不过来的时节才有，二是按全劳力打六折。不过，这两年农闲时节妇女应该会有更多出工机会，因为很多劳力派到水库工地去了。王队长还介绍了近几年每个全劳力正常记工分时每天五毛多，即一个工五毛多。因为双抢季节一工算三工，所以正常情况下，一个全劳力一年可以挣到四百个工左右，妇女只有一百个工上下。
他们对湾源村的分红水平还是满意的，甚至有些意外，因为知道在上海自己的父母亲作为正式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水平在四五十元左右，之间的差距远没有想像的那样大。不过，对于妇女只能拿六折的工分，而且只有很少的出工机会，他们十分不理解，认为这明显有悖于国家提倡的同工同酬，妇女半边天的政策。只是，无论他们怎样解释，王队长都难以理解，更无法认可他们的观点，最后双方的歧义不了了之。
后来，他们又谈到胡小敏受伤的事，问有没有病假，病假如何计算工分以及治疗费报销等制度。王队长对他们这些古怪的问题很是不解，只简单地告诉他们说，生产队里从来都只计算每个人的实际出工，有一天算一天，缺一天无一天，别说是病假，即使劳动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而导致的缺工也是不算任何工分的。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还觉得彼此之间差距并不太大的想法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想像今后自己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一辈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看病从来不需要自己掏腰包，生病了也会有一定的病假工资，退休之后也是有退休工资的，而这里什么保障都没有，好像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一辈子都不出意外，永远都能劳动基础之上，或者那些脆弱的人们是沉没的船只，永远不为人知地消失。他们忽然回想起昨晚在卫生所的情景，一种恐惧感向他们袭来，仿佛自己就是那些风雨飘摇之中的船只，随时随地沉没，哪怕仅仅是一些小小的意外。
良久，他们依旧沉默不语。
王队长告诉他们一会儿就出工了，如果上工的话得赶紧准备，说完之后走开了。
胡小敏肯定是出不了，劝说道：“你们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没事，而且还可以为你们做饭呢，但做不好的话别怪我。”
程大跃看了看李卫红，觉得胡小敏的话有道理，至少三个人像个家庭似的合起来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要强，而且，这插队的生活迟早是要真刀真枪地开始的，任何躲避都是暂时的，不说今后一切出路都与自己在农村的表现有关，单说每个人的粮食和插队补助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长久，而父母亲和亲友的资金支持也有限度。
她们很赞成他的提议，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搭伙在农家的种种不适应，不希望那么近地融入这陌生的世界、未知的地方。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心情也随之开朗了许多。
这时候传来敲击铁片的声音。
程大跃和李卫红来到村广场，此时已经站了许多人，都把他们当成外星人似的充满好奇而又保持距离，一脸的疑惑，不知道他们究竟来干什么。以前曾经有过短暂的跟下放劳动的干部们的有限接触，相信这一次会是同样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半大孩子的到来实在让村民们摸不着头脑。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还有几个小孩。
他们被人看得浑身不自在，站在远处。这时候队伍出发了，懒懒散散地跟着对干部朝村西走去。他们面对走过来的队伍，下意识地让了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时，王队长领着李福海的儿子做翻译，一起扛着三把新锄头，交给他们，告诉说今天的活是给麦子锄草，并且特别强调这几把锄头是发给他们的，一定要保管好，遗失或者损坏都要自己掏钱买新的。
近距离跟队长交谈，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太与众不同：不但干净，而且没有任何补丁，只是有些旧。这些都是村民们只有出门作客时才会有的装束。
他们笨拙地跟着李福海的儿子，扛起锄头，压在肩上有点硌，而李卫红就觉得有些痛了，好在衣服穿得多，缓解了许多，但晃动的锋利锄头让他们心生恐惧，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闯祸。小孩自告奋勇地帮他们扛留给胡小敏的那把，告诉他们，村民们的锄头都是自己准备的，生产队从来没有给过，非常羡慕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特殊待遇。
程大跃尴尬一笑，看了看李卫红，这时已经来到村西口，一棵比村东口更粗大的老樟树威严地站着，高高隆起的根系和粗枝上寄生的短笕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观。他被深深地吸引了，催促了好几次才迈开脚步。之后他们又经过青石板桥，他又几乎走不动了，以前只见过小的拱形桥，如此光秃秃没有任何栏杆的平直的石桥还是第一次看见。低下头看着很深的水时心生些许恐惧，特别是李卫红，闭上眼睛，几乎都要“哇哇”大叫，站在原地不动。小孩看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们，不时地“哧哧”而笑，最后还是颇费功夫地搀扶着她才走出了桥面。那边就有小伙子们在相互打趣，说，以后过桥时一定要走在他们身边，也好有机会摸城里姑娘的嫰手了，而平常就连同村姑娘的手也是没有机会摸到的，妻子几乎是男人们唯一有肌肤接触的女人。
走过桥，他们看见前面的队伍已经到了远处山脚下的那片旱地，今年的雨水不很充足，那些地势高的地只好改种荞麦和小麦等耐旱农作物，聊以弥补损失。
他们敢到现场，今天的任务是给小麦锄草。只见男人们一锄下去，往回使劲一拉，小麦垄子间的土就给松了，草也随之铲断，再往前一推，多数块形土就碎开了，最后用锄头逐个敲碎那些没有碎裂的土块。妇女和老年人在给垄子内的小麦拔草。
王队长安排张春林给程大跃做锄草示范，领着李卫红去拔草。
尽管依旧有语言交流问题，但好在都是直观的内容，没有什么障碍。程大跃依样一锄下去，手上立刻传来激烈的振动，手腕都有些酸痛，但锄头却没有挖到什么土壤。张春林让他停下，比划了半天，他终于明白是因为锄头入地的角度不够，也就是腰太直，手抬得太高。他换了换姿势，锄头理想地插入土中，但一拉，锄柄从手中脱落，人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地上，引来一片笑声。张春林继续示范：将锄头靠在身上，往手掌吐了口吐沫，两手对搓，再紧抓锄柄。他傻了眼，费了好大的劲才吐了点吐沫在手心上，依样做着，感觉很别扭，不过，抓住锄柄时磨擦力明显增加，只是往回拉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臂力显然不够。好不容易拉出来之后，锄头浅浅地拖过土层，直奔他的脚而去，差点铲到自己的脚，再看前面，一小片麦苗倒在地上。张春林直摇头，只好又教他另一种省力，安全但效率很差的方法：免去拖的步骤，每次只锄一点点，代价是腰必须弯得更低。李福海的儿子跑过来，很为他不平，因为那是小孩子才用的方法，等同于还没长大。程大跃并没有觉得被小瞧，因为发现，即使这样干活也还是很吃力，不几下腰就酸了，虎口刺痛，只好休息，引来很多人的目光。他觉得这技术很容易掌握，但体力似乎不是那么容易上来的。
李卫红似乎是技术和腰力活：如何认识麦苗里的杂草并将其拔出来。超过九十度的弯腰，没坚持几分钟就让她忍受不住，而同样翠绿的杂草和麦苗很难分清彼此，特别是在她眼里那些窄叶的杂草和麦苗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恨不得全给拔了，但发现手掌和小手臂上已经在不经意间被划出很多条浅浅的伤痕，辣辣的，有些疼痛。最后她被指派去收集拔出杂草，堆放在田埂上，而实际上这样的流程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这初冬季拔出的杂草很难再扎根生长了。
妇女们先收工回家了。
漫长的上午终于结束，王队长宣布收工回家吃午饭。程大跃有种刑满释放的解脱感，可腰还是站不直，像老头似的前倾着，引来人们嘻笑。他知道，对方把自己看成了累赘，尽管没有明说，而让他更担心的是胡小敏会怎么样，要在田里哭起来的话，这笑话可就闹大了。他口干舌燥，这才发现跟那些人一样整个上午都没有喝过水。
回到胡小敏的房间，他立刻有种回家的感觉：她和早回的李卫红已经烧好了香喷喷的菜在等着他，搭伙蒸的饭也已经端了过来，有房东送的青菜，而且还有鸡肉香，一问才知道是胡小敏从房东那里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只阉鸡，漂亮的羽毛还特意留着呢，晒干后一定是做毽子好材料。
程大跃到处找水喝，李卫红说看见他们都直接喝缸里的生水，胡小敏点头同意。但他嘟囔着说自己不会喝生水，她们便又拿他说笑，认为既然要扎根，就应该什么都要学习，身上不能残留上海气息。
不知是因为这种散养的鸡特别，还是由于饥饿，他们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好吃的菜了，风卷残云般全部吃完。
休息的时候他们慢慢恢复理智，觉得照这样吃下去，别说下乡补助和家里支援无法支撑多久，就湾源村恐怕也没那么多的鸡给他们吃，合计着如何节俭地过以后的日子，从来没有过的当家体验。他们又说到农活的劳累，底气明显不足了。不过，他们还是支持三个人一起吃的最初方案，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也能有家庭般温暖。
看着胡小敏忧郁的眼神，他猜想李卫红已经跟她说过农田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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