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朝知邕州太常博士侯仁宝上奏赵光义，请求趁交趾（越南）丁朝内乱之机南下讨伐，恢复汉唐故疆，统一交趾（越南）。
于是，赵光义任命侯仁宝为交州陆路水路转运使；任命兰陵团练使孙全兴、漆作使郝守俊、鞍辔库使陈钦祚、左监门将军崔亮为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为兵马都部署，伺机进攻丁朝。
但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越南）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交趾（越南）得以保持独立地位。
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内称已即位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军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这些人既是太宗的亲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阅后大喜，遂决意北征。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根据似是而非的情报得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只是贺令图等少数几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当时士大夫们较为普遍的心理。这个问题要追溯到高梁河战役结束之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从刚攻占的太原仓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与辽军决战遭到大败后，锐气虽然受到严重的挫伤，但还没有因此而改变宋辽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在辽国为报复宋朝对幽燕发动的不宣而战所实施的进攻中，尽管宋军时有败绩，但有的主力部队还能够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在迎战中斩将擎旗，击退辽军。总的说来，宋军基本上遏制住了辽军的攻势，在防守战中与辽打了个平手。其间较大的战役有发生在是年九月的满城。
宋军在满城之西大破集结来犯的辽军，又乘胜追奔至遂城，“斩首万徐级”，俘获甚众。
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门，潘美与杨业以奇兵大败入侵之敌。
辽军未达到报复的意图，虽经二次挫败仍不罢手。这一年的十月，辽景宗亲至幽州督战，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在连续取得数次胜利之后，目的既已达到，在宋太宗再次亲自督率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就主动班师撤回。此后宋辽在边境地区虽多次发生战斗，但随着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的驾崩，两国继续维持着原有疆界，军事冲突则基本告一段落。
宋军在防御战中取得的胜利，除了其军事实力尚足与辽抗衡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发挥了以步兵为主的短距离集团作战优势。虽然不断有捷报被及时地呈送到朝廷，并由史官记录下这些令人震奋的战果，但有的战绩极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夸大。
这正如后来端拱二年田锡在检讨中所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宋军在防御战中的这些局部性胜利，在一定程度冲淡了高梁河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对重新鼓舞起宋军将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却又使太宗及文官们对本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还足以去收复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将收复幽燕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下商议。
李昉建议，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应该退兵。
李昉等所述情况，事必躬亲、励精政务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尽管他缺乏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正确比较，但对紧接着又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顾虑，军队叠经战役，急需休整；各种与辽进行大战役有关的条件都明显地不具备。因此，太宗此时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上和舆论上的需要。
由于李昉娓婉劝阻，宋太宗才作罢退兵。
如果说，雍熙三年的北伐是太宗过分从巩固自己的皇位出发，因此才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诸将皆不愿行”的实际，也听不进呼延赞“此饼难翻”的劝谏，头脑发热，执意进兵，惨遭失败。但太宗一回京就贬斥了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又逼死太祖长子德昭，同时注意选拔忠于自己的将领。
潜在的政治威胁已逐渐消除。那么，太宗此时仍然坚持把北伐挂在嘴上，则主要是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考虑。原想用战争的胜利来稳固皇位，不料却是失败，不得已借助并不十分情愿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极大的损伤，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颜面对群臣?但要付诸实施，则绝非儿戏。不能不说太宗已相当谨慎，所以，当垂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异议，他立刻'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
为了更体面地班师回朝，太宗还以不无遗憾的口吻写诗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颇富戏剧意味。
按照传统的观念，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拥有对国事的最后决定权。但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许多情况下亦不过作为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俯顺舆情，一意孤行，长期违背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的意志行事，则政治就会出现某种危机。以英主贤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何况，本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以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告子孙后世。此无异激励士大夫们以及全国的读书人更好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谏、无所顾忌的浓厚风气是前朝后代无与伦比。在北伐问题上，相比之下，群臣们的情绪远较太宗热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议论看，也仅仅是从技术问题上着眼，并非是反对北伐本身，只是说要再作些准备后，“期岁之间，用师未晚。”
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派遣潘美、杨业、田重、曹彬、崔彦进五位大将分东中西三路，以东路为主再行北伐。西路、中路军进军顺利，而主力东路军屡遭辽军挫败，粮道被切断，终未能与中西二路汇合，于岐沟关大败而溃。中、西二路亦只得南撤。西路主将杨业因掩护军民南撤被辽军俘虏，在狱中绝食三日而死。之后，北宋在对西夏党项族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屡次失败，但因其厌战，与宋廷议和。赵光义以亲信傅潜、王超、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为禁军统帅，多庸碌之徒，临阵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