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地价和国运是息息相关的。总得来说，地价和王朝兴衰是呈正比的，大体上是呈波谷形态。
在王朝早期，战乱初平，十室九空，人口远远跟不上需要，所以这时候的土地是卖不上价钱的，很便宜就能买到。
官府在这一时期会鼓励民众去开荒，其实就是把之前撂荒的那些无主耕地再恢复起来自耕农的主力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因为拓荒后的土地官府会发给地契。
王朝早期之所以是和谐社会，正是因为有足够的土地供应。资源富足了，那么矛盾自然就会少。
而到了王朝中期，在人口数量大幅提高的同时，可开垦耕地的供应也渐渐开始紧张。这一时段就是波谷的高峰：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刚好达到临界点，社会生产力最高，内部矛盾可控，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与此同时，地价也开始大幅度飙升。
这之后就是缓慢地下坡和一系列按部就班地崩溃：人口愈发增多、田地开始不够分配、社会总财富被稀释、社会矛盾增加、政府开始加税维稳、士绅开始蓄养隐户隐田对抗加税、大批自耕农被转嫁到头上的课税搞破产、缺乏资金的政府更加变本加厉地敛财、恶性循环、革命开始、李自成们出场、互相残杀、十室九空、新朝建立，又一个循环开始。
而在这个王朝兴衰的过程中，地价是明显随之起伏的。
明末时，江苏无锡的良田价格只有一二两，到了清顺治时期，同一块地的价格是二三两，康熙是四五两，乾隆三十年是七两，最高十余两，而到了嘉庆时期，地价则飙升到了五十两。
注意，以上的明末，指得是崇祯末期。李自成们当时已经将北方彻底砸烂，朝廷为了筹措巨额的剿匪经费以及辽晌，只能不断在南方加码田赋。
地主们疲于应对官府的同时，天灾依旧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着陆地上所有的农作物。这一切都让1640年之后的江南田价迅速崩塌，到了只有一二两银子的地步。
在那个时间段，江南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撂荒这在承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史实就是这么发生了：土地收入已经不能应付苛捐杂税，何况还有天灾，大批地主被破产，田契变成了催命符。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缴，甚至有人将田契放在道路上任人拾捡。
时间回到当下。
在熊老爷收购土地的1629年这个时间段，其实并不是搞拆迁的最佳节点。
从去年开始的旱涝风潮等等灾害虽说给了江南人民沉重地打击，但这毕竟才是崇祯系列大灾的开始，民众们不可能意识到今后的年景只会越来越恐怖。
总之，下至贫农，上至地主，大家还是有梦想的：熬过今年的话，明年大概就会好起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搞拆迁无疑会多付出资源：再过几年，江南的田价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落下去，那时候才是收地的最佳时机。
然而某些人等不得了。
将尽可能多的管子n大明朝身上吸血是既定国策，像上海滩这种承北启南的重要节点是必须拿下的。正在和时间赛跑的穿越众们心急如焚，恨不得明天就在全大明布置好据点，这个时候银子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左家村这个原本历史上默默无名的江南小村，就因为距离规划中的港口比较近，从而成了最早享受拆迁政策的居民小区。
当然了，人上一百形形ss。对于世代务农的这些人来说，到底这个拆迁政策是用来享受的，还是用来抗争的，那还要因人而异。
余本德余书办带着征地工作小组，简称“征地办”的一行人来到左家村后，当即就号房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这边就放出了消息：收地，现银。
得知消息的村民们纷纷赶了过来，在征地办的小院周围纷纷扎起袖子开始看热闹。
征地办开出的收地价码是这样的：劣田每亩五两银子，中田两，上等水田十二两。
从这个价格就能看出，作为第一批被拆迁的单位，左家村还是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的。要知道眼下的田价，即便是上等水田，价格也不会超过十两银子亩。
卖地的人很快就出现了。
还是那句话：人上一百，形形ss。一个上千人的村子里，总是有头脑活泛的家伙出现的。这些人或者是清楚周边地价，敢于来回倒腾一把的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原本就打算卖地的。总之，一部分人在看到收购价之后，很快就出手了自家的地。
差不多用了三天时间，左家村周边就有200多亩土地换了东家。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中田和劣田，另外还有一处鱼塘。
比起左家村拥有的所有地块来说，200亩零碎田地自然不算多。但这一步毕竟是开始，算是剔除了一部分人，为征地起了个好头。
接下来征地办又开出了新条件：在萧山，奉贤，金山，海盐等等今年遭过潮灾和涝灾的地区，现在有大批的土地可以和左家村这边做置换。两边互换的比例是1：15。
也就是说，如果左家村的某人能拿出10亩的地契，他就可以换到上述地区的15亩土地。不但可以换，而且是连片的土地。
这一下村里顿时轰动了。眼下已经到了明末，几百年来的人口繁衍买卖转手，导致现在的田地极其分散，普通人想要凑出一大片整块的土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现在机会摆在了面前，更何况是1：15的兑换比例，自然就有人动心了。
占据了人口比例最多的佃户是没资格考虑什么卖地换地的，而跳出来兑换土地的是几户自耕农和小地主。这几户人家都是村里的杂姓，人手既少，也没有大家族的拖累，可以做到说走就走。
接下来就是交接了。几户人家为了抱团，先是统一将地块选到了奉贤附近，然后又连夜跑去视察了那边的土地。
视察的结果有好有坏。奉贤那边的土地都是杭州站在月潮灾之后借机收购的，虽说面积大，但是都过了咸水，所以土地状况很差，基本上都算是劣田。
然而考虑到15倍的兑换面积和真正连成片的土地带来的巨大好处，最终还是让这几户小资产阶级拿出了自家的地契：新田用心操弄几年的话，就会变成中田甚至是上田。但是连片的土地，以他们这几户人家的底蕴来说，过了这个村的话，下辈子也没本事凑出来。
几天后，在当地有名的土地牙人，县衙代表余书办，以及征地办的某位掌柜见证下，双方签字画押，交换了地契。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所谓的“买马骨”，征地办这边还额外掏了银子，请余书办将交易的地契加盖了官印白契变红契。
古代的田地交易有“红白契”这一说。白契是没有经过官府认证，也就是没有交过税的地契。而红契则是正规官契。
通常来说，白契的日常效力和红契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了土地纠纷需要双方打官司的话，白契就会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毕竟逃税，又没有经过官府认证，遇到对手和衙门有勾结的就能在这方面做文章。
几户小资产阶级千恩万谢地带着红契和家人去新家园生活了。而他们留下的一处桑园，以及零零碎碎的三百多亩土地，又被征地办收入了囊中。
鲁迅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眼睁睁看着几户人家占了大便宜而且没有被骗后，村民们再也把持不住了：左家村几乎所有的自耕农和富农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征地办的小院里一时间人满为患，直到深夜都不消停。
而到了这个时候，一直稳坐，冷冷关注事态发展的左家宗主左鸿堂终于坐不住了：当天发现族中居然有混账东西想要去换地的时候，终于出手了。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有名姓的村镇一样，左家村里自然是左姓人占了大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左氏宗族，不但房头众多，还拥有着周边几千亩的土地，是附近最大的土豪。
原本对于左家人来说，征地办的动作也就是那么回事，大家都是当热闹看的：扎根于此地的左家自然不可能卖田土，也不可能被所谓的15倍兑换方式。
道理很简单：那些躲避不了官府课税的小户去哪里都一样，但左家这种大族，不但在本地有n多的隐田隐户，而且他们世代经营的关系都在本县。
一旦去了外县，隐田怎么办？离开了本县盘根错节的那点关系，被外地的官衙见到这种举族迁徙的，那纯粹是羊入虎口，哪怕光是足额交税，就已经能让他们脱几层皮了。
所以说，在征地这件事上，富农小地主动得，左家这种大族却是万万动不得的。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东西就没那么好说了：左鸿堂前脚刚刚处理了族中的败类，后脚余书办就上门求见征地办来到左家村后，这是余书办第一次登左家的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