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开始介入到文化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中。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产业园可分为两类:一种就是“旧城改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市中心土地日渐稀缺，旧城改造已经是大势所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文化产业对市中心旧厂房的重新利用既可以保存城市历史的痕迹，又能够节约旧城改造的费用。
而对于南楚来说可以用来改造的就是这些南楚的达官贵人们留下来的封建王朝的产物，除了一部分被完完整整地被保留下来用作之后的旅游资源如这渚宫等皇帝的行宫之外。剩下的一些铺张浪费盖设的宅子则改造成可以适合造特色产业园区的地方。
以荆州为例，荆州拥有大量贵族们遗留下来的大宅子、大仓库等建造精良的贵族建筑，体现了南楚这个时期的独特风格、艺术特色和科学价值，共和国政府部门不会因为它是前朝的产物而去破坏它，从自发积聚的文化产业园看到了这些大宅子改造的出路，相继将一些富贾的宅子也进行更新和改造。通过改造，使这些古香古色的宅子注入新的产业元素，老建筑里集聚新的机制和新的能量吸引众多文化产业企业和个人进入。
像现代的上海田子坊等。这类产业园与自发积聚的产业园样，具有租金低廉、空间宽阔的特点另一种为“产业园升级模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楚的各大县城都应该进行开发大型工业园区走入转型的发展，面临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产业升级，而文化产业作为一种脑力密集型的产业，它具有极强的产业链渗透性，与多种产业都能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各级政府都应该推出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
可以建造像上海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等。这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全部由政府投入建设，并全程监管和运作，对政府的财政实力要求较高，至尊宝知道这样的科技发展对于他们共和国来说任重而道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是国家和城市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如何营造文化氛围，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文化建设的可行之路必定要与市场经济接轨，文化建设只有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使之产业化，才能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园正是基于这种思考而提出的。由于文化产业是在新经济转型时期，对传统产业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共和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应该探索一条促使文化产业聚集快速发展的途径，“文化产业园”应运而生。无论通过何种形式进行开发，政府和文化产业主体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对文化产业链的贡献，才能对文化产业园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有充分的理性思考。
工业方面的事情最为复杂和艰巨，至尊宝担心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所以准备和鲁小鱼两个人一起完成，毕竟仅凭他们在木工上的造诣就已经能够制造出很多大型的机械模型了。还有一些工业也是需要至尊宝亲自负责的，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些机械的工作原理。至尊宝的目标就是科技强国，让共和国的科技领先于中原领先于全世界！安排完了工业方面的建设，还剩下一个就是商业方面上的建设了。在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都得不到重视，就连至尊宝一开始从河南流亡到吴越开钱庄起家的时候也曾遭到过别人的白眼，好在当时他有郑泽罩着，不然的话估计那会的钱庄也经营不长久。
之所以商人在古代一点都不受尊敬，而现在却恰恰相反，这其中有一些政治原因，也因为当时的商人确实太为富不仁了。
就在南楚的同时代，至尊宝的那个时空中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论贵粟疏就论述了这一观点。大体意思就是说这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
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
晁错所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这个历史上的农业大国对商人于小农经济所以造成的破坏的恐惧，原因有二：按古代的农业水平，农民能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鲜有盈余的粮食供流通，商人屯积粮食，不仅很难起到商品流通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商人有钱了以后与王侯结交，势力过大，会影响统治阶级。以上两条就为重农抑商奠定了基础。
另外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历史课本说的，“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便于征兵打仗。在南楚的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掠夺性”的，也就是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不是自己去生产，而是去掠夺。这个掠夺的资格，就是通过获得文官职位。再有钱的人，官员一句话，就通过权力让你一贫如洗。
天朝的价值观是官本位，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不保护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激励。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社会对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的交易的需求得到提高，这些人在生产中的作用用来越大，自然地位就高了；此外，这个社会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有效激励，变得有利可图，同样是获取财富，当官的优势不是那么显著，商人的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