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闽台海防
闽台地处东南沿海，早在三万年前，就有“左镇人”经福建迁徙到台湾。【最新章节阅读.】:7777772e766f6474772e636f6d
两岸隔海峡相望，地缘相近，血缘相关，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现有80台湾人祖籍福建。
闽台关系重要性，明末顾炎武已有论述：
“议者谓：澎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台湾即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齿寒，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
福建海防建设虽自宋代始，但至明一代才较为完备。
海岸防御系统包括卫所、巡检司和水寨。
海上防御以船为主，如洪武五年1372年，浙闽诸卫一次就造海舟660艘，用以备倭。
清代福建海防建设进一步增强，布局尤为繁密。
滨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防务各有侧重之处。
福建水师额设27700余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其职责在海岸、岛屿设防，巡视防区海面，缉捕海盗。
雍正三年1725年，在福州、漳州、台湾三处设船政，制造外海、内河大小战船。
七年1729年，又设泉州船厂，修造战船。
台湾的统一或分裂关系到东南地区的安危及海疆的宁乱。
明末清初，闽台海上用兵主要有两件大战事。
一是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二是康熙帝制定“规取澎湖、台湾，以定海疆”方针，委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2万多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收复台湾、澎湖。
二
两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积贫积弱局面暴露无遗。
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中国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洋务运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以发展我国近代的造船工业。
因此，设立马尾船政局就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疏朝廷说：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认为只有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中国海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清政府批准造船奏议后，闽海关拨出船政经费。
左宗棠即着手在马尾筹备建厂事宜。
其设造船厂有利因素有四：
一是马尾地势险要便于防守；二是马江江阔水平，深达十二丈，涨潮则倍之。
既可容纳设计、制造船只，也适合兴建工厂沿岸设施；三是马尾靠近福州，便于官员特别是闽浙总督的监督；四是闽海关又在附近，资金有保障。
正当马尾船政局紧锣密鼓筹办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是个明于识人、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要有“熟悉洋务”，且“能久于其事”的人才，“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
离闽在即，选任能继办其未完之事的官员已迫在眉睫。
经过慎重思考，他选中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
其理由是沈葆桢重视西方科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在洋务派中有较高威望。
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推荐奏议，除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外，还由“部颁发关防，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并赐予“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力。
尽管在籍丁忧的沈葆桢一再婉谢，最终也只好勉力支持“中国无一人历其事”的近代造船工业。
沈葆桢为人沉毅清廉，明知船政之事难为，一旦接手，只能迎难而上。
当时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最早的近代工业马尾船政局，理所当然受到他们反对和攻击，特别是当时闽浙总督吴棠给船政事务设置了很多障碍。
沈葆桢出于对洋务事业的责任心，为了维护船政顺利进行，向清廷上奏，指出吴棠对船政抱有成见，不利于船政事业的发展。
为了推动近代海防建设，沈葆桢慷慨激昂地表达“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的决心。
除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外，沈葆桢还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插足与破坏。
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不遭削弱，不愿意中国发展民族造船业。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妄图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的阴谋破产后，遂指使其属下闽海关税务司美理登出面活动，企图插足马尾船政，又遭沈葆桢拒绝。
赫德并不死心，又进行一系列的造谣破坏活动，但操纵、控制中国造船业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
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
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
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
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
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同治八年1869年6月10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
该船系木壳蒸气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
9月25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
在一年半内，“湄云”号、“福星”号、“伏波”号轮船相继完工下水。
沈葆桢并不满足，认为蒸汽机是全船的关键机器，前几艘轮船蒸汽机都是进口的，容易受制于人。
只有仿制蒸气机，中国造船事业才有前途。
同治八年1869年底起，马尾船政局开始制造150匹马力轮机。
技术人员与工人克服重重技术难关，终于试制成功，安装于第五号轮船“安澜”号，排水量为1258吨，航速10节。
同治十年1871年6月，“安澜”号完工下水。
当时一位英官参观马尾船政局后感触地说，其产品无论技艺还是细工都可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
我国第一台仿制蒸汽机建造成功，是近代海防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造船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虑自制轮船具有蒸汽机功率偏小、炮位少的弱点，马尾船政局向国外订购了250匹马力的蒸汽机，用于建造大轮船“扬武”号。
这是沈葆桢主持船政事务建造的最大一艘兵轮。
“扬武”号排水量1400吨，设三桅，航速可达12节。船上安装10尊惠特沃思前膛炮，这些火炮从口径和数量上均超越以前所造。
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止，共有大小10艘轮船完工下水。
由于船政经费已颇吃紧，顽固派大臣又不断弹劾，沈葆桢为了摆脱困境，上奏“若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成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但兵船御侮之资，不可因惜费而过少耳。”
朝廷批准暂造4艘商轮，以后再造兵轮。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止，沈葆桢全部完成了左宗棠原定第一期造船计划。
这些兵轮除福建自用外，其余拨给沿海各省，维持近海治安。
当时中国近海一带商船增多，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危及海上贸易。
清水师旧式兵船围剿，海盗逃之夭夭，赶之不及。
待清水师装备了新式兵轮以后，海防形势为之改观，兵轮速变快、洋炮威力大，打得海盗船破人亡。
为患数十载的海盗终于戡平。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有两大贡献：
一是建造兵轮，二是培养海防人才。
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
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
因此，马尾前、后学堂招收资性聪颖、粗通文义的子弟入学。
马尾船政局建设工程破土之日，也是学校新生入学之时。
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
这些人才大都是栋梁之材，成为海防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荣膺振兴中华的重任。
除自身培养外，沈葆桢还上奏朝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深造。
虽建议未得朝廷同意，沈葆桢还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令日意格在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挑选几个随其出国参观学习，以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强化“洋技”。
沈葆桢离任后，马尾船政局后继者根据他原来的设想，从1877年至1897年，20年间共派出4批官费留学生。
应该说，这是培养海防建设人才的远见卓识，故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
李鸿章后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其总教习严复，就是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
除注重培养海军学生外，沈葆桢也注意到自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造船业务，以便更好地管理近代大工厂。
他经常不耻下问，向技术人员请教，学习看图纸，充实海防知识，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海防专家。
三
同治十年1871年12月，中国藩属琉球派人前往广东中山府纳贡，使者携带回赠的礼品返国途中，遭风暴船漂流到台湾。
岛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牡丹社人劫杀了使者。
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之间的问题，日本政府却借此“琉球事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宣布琉球为其藩属。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
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
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
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
同时命令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归沈葆桢节制。
江苏、广东沿海轮船，归沈葆桢调用。台湾筹防所需款项由福建供给。
沈葆桢接旨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保卫台湾、维护领土主权的历史使命。
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
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
经过深思熟虑，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
一是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台湾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戳穿日本谎言，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二是加强海防力量，日寇利欲熏心，未必因理屈而退兵。
日本之所以如此气焰嚣张，是因为中国器械未精，兼恃美国暗中资助。
因此必须速购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子弹等物，改善军队装备；三是抽调得力人才，协助筹办台湾海防。福建兵力不足，请外省增援。
水师轮船不够，请将沿海各省的兵轮调到福建沿海；四是台湾海峡之险，甲诸海疆。
如遇飓风，难通消息，请架设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及厦门至福州的陆路电线，使消息尽快畅通，不至贻误战机。
对日四大方针反映了沈葆桢宏才卓识，对敌我态势分析透彻。
并且力主备战，以实力威慑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清政府对沈葆桢建议赞赏有加。
6月14日，沈葆桢赴台湾之前，做好部署福建沿海防御工作：
“福星”号泊台湾；“长胜”、“海东云”号往来于闽台；“扬武”号巡弋澎湖；“靖远”号往返于福、厦；“振威”号穿梭于马尾、上海。
16日，沈葆桢视察澎湖炮台及设防，痛感驻守班兵太弱，简直不堪一击，遂萌发整顿守军的想法。
17日，沈葆桢抵台湾安平，接见当地官员，进一步了解台湾局势。
他见台湾班兵太少，就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即唐定奎率领武毅铭字军十三营，到台湾布防。
8月23日，第一批武毅军2000人到台，驻防凤山今高雄。
10月下旬，第二批增援2500人到达。
沈葆桢见台湾北部后山防御力量单薄，且有日人觊觎，遂派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部东渡，驻防苏澳。在台期间，沈葆桢制定了“驱倭抚番”方针，依靠人民加强地方的防卫力量。
他派熟悉民情的官员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勇，成立乡团，发给武器。
深入高山族社，发动山胞抗倭。日军入侵后，高山族同胞遭受蹂躏，因此一呼百应。
“抚番”成功，为收复失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加强台湾防御力量，沈葆桢招募广东兵勇二千多人，从天津调运新式洋炮，从福建调拨数万磅火药，在安平、旗后、澎湖等重要海口修筑炮台。
经过精密部署，台湾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敌我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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