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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第125章与否
更有甚者，在恶评北洋海军的训练问题之后，更是将矛头指向了其中将领。
对此，萧逸更是顿觉义愤填膺，曾经还就一篇文章进行过辩论，文章内容大抵如下：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开始督办北洋海防。
而创办海军就要有人统领，丁汝昌被李鸿章物色为北洋海军提督人选，固然有多种原因，多方见解，但与丁汝昌系淮军出身，是李鸿章安徽老乡则有直接关系。
从丁汝昌投奔李鸿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鸿章正式奏请由他统领北洋海军，期间国内第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几届学生已经毕业，派赴英国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李鸿章认为：
“各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
当李鸿章将这些有着海军经验的“学生官”排除在海军统领人选之外后，可供选择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当时重点的人选有两个人：一个是丁汝昌，一个是洋务派道员许钤身。
许钤身精通洋务，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触海军，统领海军的条件比丁汝昌占优，但许钤身最大的缺点是桀骜不驯，他曾多次对李鸿章表现不恭，令李心生不快。
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也不太懂洋务，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对李鸿章惟命是从，选择丁汝昌更便于李鸿章控制北洋海军，使它和淮军一样成为自己的私产。
综合这些因素，李鸿章最终把北洋提督的人选锁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亲历战事的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
洋员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称“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
由于丁汝昌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以横阵迎敌，严重限制了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舰船协同混乱，指挥不力，致使北洋舰队损失5舰，日军虽伤多舰，但一舰未失。
海战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
由此可见丁汝昌在海军战役战术指挥方面的缺陷和失误。同时，也正是由于丁汝昌对李鸿章有恩师同乡的裙带关系、惟命是从的亲信关系。
在甲午海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丁汝昌三番两次听从了李鸿章“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刘公岛防卫战中，一味强调防御，保存舰船实力，一次次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战机，导致刘公岛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纵观北洋海军将领队伍，拉帮结派、拉拢裙带的现象比较普遍。
北洋军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学堂，以福建人居多，他们人多势众，常常刻意排斥非闽系军官。
长期拉帮结派且排挤打压异己，让闽系军官主导了水师军政大权，导致有才能的非闽系军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
“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
纵观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
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邓世昌就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
可以说，派系结党私营，用人失察失误，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军力战力的发展。
教训之二：将领庸才无德，贪生懦弱，注定带来军心涣散、自毁长城。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甚至还聘请了164名洋员来华帮教训练水师，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李鸿章对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却关心甚少。北洋海军正是因为缺少了基本的军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导致出现了一大批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辈。
甲午战争爆发时，本应是军人报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
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
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反观其败因，北洋海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重要原因。
在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
尤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和大东沟海战中，两次临阵脱逃，撞坏己方战舰，均谎报军情，极尽能事为自己表功开脱，闭口不谈畏战逃跑之事。
陆军方面，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的却大有人在。
朝鲜牙山之役，提督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领导责任，还令他统帅平壤诸军，诸将以其庸懦无能，皆轻视之，失败之命运，不需日军来攻，已可预知。
果然，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驰三百里”，退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彻底溃败。
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不成问题。
但守将龚照屿“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更为严重的是，在刘公岛之战中，北洋海军官兵竟发展到集体投降哗变的地步。
洋员马格禄与部分军官牛昶昞、严道洪等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刘公岛兵士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
管带王平竞带领十艘鱼雷艇结伙逃跑，结果被日军或击沉、或俘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悉数毁灭了。
北洋海军官兵如此贪生怕死，自乱阵脚，自毁军心，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反观甲午海战中不乏英勇作战者。刘公岛南2海里，岛岸线不足千米的日岛炮台上，管带萨镇冰带领30余名水兵，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直至弹尽炮毁。
共激战坚守8天，击退日军海陆军多次进攻，大大迟滞了日军攻占刘公岛的脚步。
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代表的部分将士，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但像这样的壮举毕竟屈指可数。倘若北洋海军官兵皆能英勇无畏，群起而战之，恐怕战局就会另当别论。
教训之三：治官执法不严，管教不力，势必导致精神萎靡、军纪涣散。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与当时的北洋海军军纪涣散、部队精神萎靡有着直接关系。
北洋海军诸将领统带部队，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
据史料记载有二例：1886年8月，北洋海军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后在妓馆闹事，与日人殴斗引起事端，导致8人死亡、42人伤残的重大事件。
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为其部属开脱，一味姑息迁就。
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岛上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等多达70多家，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实际上，北洋海军成军之初曾仿效英、德海军制度，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北洋海军章程，包括船制、官制、考校、军规等十四章，共三万余字。
同时，军事训练也很严格，曾聘请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为总教习，全权负责训练。琅威理出身皇家海军，责任心极强，“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
不论操阵、研炮、营规，皆要求达到世界海军的水准，不久军容为之一肃。
但琅氏任职后期，舰队的中高级将领对他执法过严，深为不满，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刘步蟾与琅氏矛盾积深，在集体诋毁下，最终琅氏愤然辞职离去。
琅氏离职后，北洋舰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
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北洋海军许多管带还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侵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战技术性能受损。
同时，由于军纪废弛，各舰管带虚应敷衍，弄虚作假，致使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
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
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可见，北洋海军对将领的粗管疏问、放纵迁就，导致了贪腐之行滋长、骄奢之举蔓延、虚假之风盛行，注定了北洋海军倾覆灭亡的历史命运。
甲午海战给中人留下的重要警示：是毁军亡国的第一破坏力。
潮起潮涌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
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世界惊叹。
然而仅仅6年之后，北洋海军却因用人问题，导致官员队伍整体无德昏庸、无能懦弱，致使这支庞大的舰队樯橹灰飞烟灭了，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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